2008年4月29日 星期二

近現代佛學研究的開端—「東方」與「西方」之間


以下轉載自[日月雲水]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sunmoon-777/article?mid=5&prev=6&l=f&fid=5



「佛學」,相對於「東方」的中國而言,原是屬於「西方」印度傳來的學問。然而,相對於更遠的「西方」—歐洲而言,從較近之「西方」—印度傳來,在「東方」的中國落地生根、成長茁壯的「佛學」,又是屬於古老之「東方」的神秘學問。「佛學」在「東方」的「中國哲學」與「西方」的「西洋哲學」之間,始終是處於尷尬的學術文化地位……。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便認為:「中國佛學,便是中國人的而屬於印度系的哲學…...所以產生在中國,卻不屬於中國系。」。誠然,原屬於「西方」的「印度佛學」,其哲學上精彩的思辯與論證,在知識論(量論)和邏輯學(因明學)的貢獻上,確實和「西洋哲學」重論證思辯的精神相似(這多少和印歐語系的語言結構有關)。然而,傳來「東方」之中國的「中國佛學」,卻因中國人重圓融的思想特徵,而使談玄說妙的形上學、本體論大為流行,削弱了印度佛學中的思辯與論證。大談本體與現象(理、事)的圓融與無礙,是「中國佛學」的特色,這又是佛學和「中國哲學」的相似之處。「佛學」……這門學問的學術文化處境,或許恰恰和印度的地理位置相似……介於「東方」與「西方」……之間。

相對於「西方」的中國,台灣,又是處於「東方」的位置。「東方」的台灣,其當代佛學泰斗—印順(1906~2005)是台灣「人間佛教」理論的奠基者,也是台灣現今「佛教文化」理論的開創者。然而,印順的出現,是有其歷史必然因素的,如果沒有近百年來「西方」文化進入「東方」,使得中華文化出現又一大開期。如果沒有近百年來列強入侵所造成的喪權辱國、民族自信心低落,就不會出現以屬於「東方」的「佛教文化」對抗「西方」之「西洋文化」之佛學研究的熱潮,在中國的再現。可以說,近代華人世界佛教文化與佛學研究的興盛,和「西方」哲學與宗教文化思想進入「東方」,所帶來的刺激與衝擊,著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近代華人世界佛學研究的兩大巨擘:印順與呂澂,分別是武昌佛學院創辦人太虛(1889~1947),與支那內學院創辦人歐陽竟無(1871~1943)的高弟。而太虛和歐陽氏又都曾事師美國學者Holmes Welch所認為的「中國近代佛教復興之父」—楊仁山(1837~1911)。楊仁山之所以稱得上「中國近代佛教復興之父」,不僅僅因為他成立金陵刻經處弘揚振興「佛教文化」事業,更因他為官時兩次出國到歐洲考察,拓深了他的文化視野,並結交了當時在英國牛津大學師從宗教學之父Max Muller(1823~1900)學習梵文的日本淨土真宗學者南條文雄(1849~1927)。因在歐洲和南條氏的結識,使得在中國失傳數百年的許多珍貴之法相唯識和因明學之典籍(如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因明入正理論疏》、《瑜伽師地論略纂》等),得以重新在中土刊印。這促使後來法相唯識學的研究起了勃興,甚至影響到新儒家宗師熊十力《新唯識論》的創作。可以說,倘使沒有楊仁山的歐洲之行,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就很可能沒有佛學研究之復興與熱潮的再現,甚至新儒家學說開創,也多少會受到一些影響……。在中國哲學史上,隋唐佛學曾一度影響到宋明理學哲學體系的建構;而到近代,佛學,又再一次地影響了新儒學的建構……這是歷史的巧合,或是學術文化的輪迴…….值得我們深思……。玄奘三藏七世紀西行印度,取得許多珍貴的梵文佛典,並翻譯成漢文。而到十九世紀,楊仁山再次西行,間接使得許多在中國失傳的佛典重現中土;只是這次的「西方」,是更遠的歐洲!

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文化巨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談到的「東方」,僅間接且不重要到提到同屬「東方」的印度文化,並偶而說到歐洲學者對印度梵文的研究。然而,「西方」的歐洲,實是近代「佛學研究」的發源地!日本近代之佛學研究,亦是師法自歐洲。《大正新修大藏經》的編纂發起人:高楠順次郎(1866~1945),亦曾於英國牛津大學事師宗教學之父Max Muller學習梵文及巴利文(另一發起人渡邊海旭(1872~1933)則曾留學德國,研究梵文、藏文、巴利文等,並專攻比較宗教學)。十九至二十世紀初、中期,著名的歐洲佛學研究者,屬於英語系的學者,除Max Muller(其為英籍德國人,好以英文寫作)之外;有研究巴利語佛教的H.Oldenberg(1854~1920,其亦為德國人以英文寫作);以及英國著名的巴利文學大師T.W.Rhys Davids(及其夫人)。屬於法語系的有:將梵文《妙法蓮華經》法譯的E.Burnouf(1801~1852);校訂翻譯無著(梵Asavga)之梵文《大乘莊嚴經論》,並發現安慧(梵Sthiramati)《唯識三十頌》梵文本的Sylvain Levi(1865~1935);及其弟子L.V.Poussin(1863~1938)校訂並法譯世親(梵Vasubandhu)《俱舍論》及護法(梵 Dharmapala)《成唯識論》,以及校訂月稱(梵Candrakirti)梵文本《淨明句論》;經再傳至E.Lamotte (1903~1983),法譯《解深密經》及《大智度論》。而德語系的學者,則有研究佛教邏輯學的Erich Frauwallner(1898~1974)與義大利的G.Tucci(1894~?)。俄語系的學者,則有研究佛教邏輯學的大將 Th.Stcherbatsky(1866~1942,其亦常以英語寫作),其對法稱(梵Dharmakirti)邏輯學進行研究,並曾俄譯法稱《正理一滴》連同法上的註解,其英文著作《佛教邏輯》(Buddhist Logic)一書,已成為很重要的佛學名著(Th.Stcherbatsky亦能以德語寫作)。

上面僅是列舉出歐洲十九至二十世紀初、中期的一些重要佛教研究學者。這些學者中,不乏大師級的人物,例如要研究巴利語系(南傳)佛教,就不可能不參考 H.Oldenberg及T.W.Rhys Davids(及其夫人)的著作。而要研究法稱的邏輯學,則跳不開Th.Stcherbatsky的著作。而其中一些學者在文獻上的發現,則大大地影響了現代佛學界的觀點,例如:發現安慧《唯識三十頌》梵文本的Sylvain Levi,使我們得以肯定,安慧—真諦(梵名Paramartha,499~569)一系的唯識古學,和護法—玄奘一系的唯識新學,是有所不同的。而這些「西方」的歐洲佛教學者的研究,又很深地影響了「東方」日本的佛教學者。日本一些重量級的佛學大師,早年皆曾留學歐洲,除上述之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之外,還有留學法國之山口益(1895~1976),留學德國之荻原雲來(1869~1937,於斯特拉斯堡大學師事列烏曼(E. Leumann)修梵語學),以及曾留學英國、德國的宇井伯壽(1882~1963)等人。而台灣的佛學大師印順,則在相當的程度上,亦受日本佛教學者的影響。

藉由上面的學術回顧,我們可以知道,「西方」歐洲近現代的「佛學研究」,竟使原來源於「西方」印度,而傳至「東方」中國、日本的佛學,在十九、二十世紀之間,竟從更遠的「西方」—歐洲,又回傳到「東方」的日本、中國與台灣……。「佛學」作為一門「哲學」的分支……似乎始終擺盪於「東方」與「西方」之間…….並譜出自己獨特的旋律與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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