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5日 星期日

聖嚴法師:近代的佛教學

image

以下引自: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NX012/nx01655.htm

近代的佛教學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82期(1980.10

一、傳統佛教的檢討

在傳統性的中國佛教而言,從「唯證乃知」的觀點上,認為真正的了解佛法者,唯有真正如實修證的人。僅在文字知識以及表面的考察上,乃是無法深入佛法精神,也無從理解佛法精義的。這種觀點的具體表現,便是我國禪宗的「不立文字」,而主張「以心印心」的直透悟入佛的性海。這是至高的宗教境界,也是獨步古今的宗教信仰。所以近世以來,各種宗教的信仰,均因自然科學及人文科學的昌明,而形成了反比的退潮的激流,即使佛教的其他各宗,也有退潮的現象,唯獨禪宗以及類似禪宗的小乘禪定的風氣,到了西方,不但是反傳統的人喜歡禪,甚至天主教的教士們,也被禪的力量所激動。可惜,這種實修的風氣,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卻呈現了停滯的狀態。假如我們願意心平氣和地,對於自己終年的活動,作一番細密的統計,真正全心全意用

在實際修持定業(包括懇切認真地誦經、拜佛、唸佛)的時間數,恐怕所佔的百分比是相當少的。佛教精神之不能充分地由我們生活中表現出來,原因即在於我們的身心,特別是心境,不能與佛法相應,所以自內到外,均與普通人的影響力相似。我們無力以道感人,作為宗教形態的佛教,便不能勃興起來。這在今天的我們,是必須加以檢討的大問題。

我們再來作另一方面的統計,假如未把時間放在定業的實修上,是否放到慧業(包括認真地求解經義、分析教義、比較研究等)上面去了呢?這一點,我也相信,所佔的百分比,恐怕比起定業還少,因為我們之中的許多人,尚未具備作文字知見的能力,這雖不及修持定業之切乎實際,但卻不是人人都能的事。然而,要使佛教之久遠博大,文字研究的工作,絕不能少,中國佛教之能成為大乘佛教的最大主流,即在漢譯經典的具全以及歷代高僧的著述。有真行,必有正解,有正解,必起正信,有正信,必能發為悲天愍人的宏法精神,作成不朽的傳世章篇。那麼,今天的我們之中,有多少人可以留下,經得起千百年的歷史考驗,而仍能夠光芒四射的文字作品呢?這又是我們必須加以檢討的大問題了。

事實上,今天的我們之中,有道心的人,也不過是把大部份的時間,放在人天福業(建寺、造塔、辦學、說法、法會等)的修持上。所謂菩薩道和人天業,表現方式相同,僅是存心的清濁有異;至於心境的清濁之分,則是根據定慧二業之深淺與有無而來。所以,我們若能虛心檢討,懇切反省,口頭所稱的「菩薩道」,只是背誦經句,距離真菩薩道尚遠。這也是宜加推敲的大問題。

但在今天,我們之中,能夠有人全心以赴地修人天福業,或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表面上的文字知識,仍是存續佛法慧命的大好現象。因此,當我們看到外國學者們,以近代的科學方法研究佛教,使之脫出宗教的形式而成為獨立和客觀的一門學術,名之為 Buddhologie「佛教學」的東西之時,亦當有以正面的態度來迎接它和認識它的必要了。

現在,我們就來介紹近代世界的佛教學的趨勢吧!

二、近代佛教學的誕生

所謂近代的佛教學,乃是一種誕生於歐洲的學問,即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用客觀的科學方法,來究明關於佛教的教理、歷史、藝術等的一種學術。當然,對於佛教的比較研究,在印度及中國的古代,即已開始了,例如論藏中所提出的問題,便是出之於比較研究的態度,唯其處理的方式,是出於信仰的和主觀的,故與近代的佛教學不同,並且在範圍方面,主要只是佛教自身的內部的,雖也有涉及與外部之印度教的比較,而其本質,仍係以佛教為主體而來達成信仰的目的,例如「諸行無常」(Anitya)及「諸法無我」(anātman)的思想,它的出發點,也是為了應付印度教的思維而來。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教判思想的發達,也僅是佛教內部的,是從信仰的態度上,所作的分類,比之以近代佛教學,用純科學的客觀態度所作的分類,意味迥異。這種教判風氣,傳到日本,到了十八世紀,出了一位飲光慈雲尊者(一七一八──一八0四),即以比較新的態度,他熟讀了梵文的「普賢行願贊」、「般若心經」、「阿彌陀經」等,著了一千卷的「梵學津梁」,但此仍非現代佛教學的起點。因在現代佛教學未從歐洲來到東方之前的印度也好、中國也好、日本也好,所有比較研究的學問,均係先有一個自宗的主觀立場,其次對於他宗的思想,則稍具客觀的色彩;在內容上是屬於訓詁之學;就處理問題的範圍而言,也不夠廣大,只是對內的、思辨的、哲學的,最要緊是屬於信仰的。此與發生於歐洲而已成為文化學之一個分野的近代佛教學,是相當不同的。對我們東方人來說,近代佛教學的園地,主要是在日本,那是由於南條文雄及高楠順次郎之留學歐洲,回到日本之後,便為近代佛教學,在東方開闢了新的園地。在我中國,受此影響而有成就可觀的,僅得梁啟超、湯用彤、陳垣、呂澂、胡適之等數人而已,因為這是學術,不是信仰,同時也須具備外國語文及佛教語文的知識,和科學的治學方法。所以在我國佛教界中,已見的成績,並不豐富。

三、「漢學」中的佛教學

近代的佛教學,為何誕生於基督文化區域的歐洲?這是值得探索的問題。其中的淵源,有好幾個線索可找。最初是由於基督教舊教的神父們,接著又有新教的牧師們,到了中國,傳播他們的信仰。舊教方面,以耶穌會士 Jesuit 之後,屬於舊教系統的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國、比利時等的神父,來到我國,其中著名的傳教士,則有 Francisco Xavier(一五0六──一五五二)、Matteo Ricci(一五五二──一六六一)、Seraphim Couvreur(一八三五──?)等人可舉。他們一到中國,為了能夠以適應環境來達成其傳教的目的,便努力於中國文化的研究和撰述,所以他們的態度是很輕蔑的。但當這些東西到了歐洲,便引起了學者們研究中國文化的興趣,進而作中國古典的研究,終於形成了廣義的所謂「漢學」(Sinologie──一種研究中國文學、藝術、語言、歷史等的學問。不久,即以法國為中心,掀起了研究漢學的文化運動。由此發足,在歐洲方面,也開始了研究大乘佛教的啟蒙運動。

由此可知,在歐洲的漢學,也有兩種立場:一是立足於一般文化學的立場者,一是立足於為要達成傳教目的的基督教之立場者。由於後者的動機不純,他們是在個人的職業的感情之下,來作佛教的研究,故當閱讀那些神父及牧師們的著作時,對於他們筆下所處理的佛教教理之介紹,是不能不加以審慎考察的。

由初期的耶穌會士研究漢學,而將研究中心移至巴黎之後,即出了許多純學術的大學者,在法國最先的偉大漢學家,即是短命的 Engene Burnouf(一八0一──一八五二),但他對於漢語學、佛教學貢獻極大。此後的知名學者,則有 E. Senart(一八四七──一九二二)、Sylvain Levi(一八六三──一九三五))、J. Przyluski(一八八五──一九四四)、Paul Demieville(一八九四──)。

在以法國為中心的漢學佛教學家之後,另在英國系的以及其他的傳教士之間,也有關於研究佛教問題的著作發表出來,例如:Joseph Edkins(一八二三──一九0五)、E. J. Eitel(一八二三──一九0八)、T. Richard(一八四五──一九三四)、H. J. Hackmann(一八六四──一九三五)、H. Hās(一八六八──一九三四)等人。但是,在這些基督教的傳教師之中,有時對於佛教,懷有極惡劣破斥態度。

不論如何,發生於歐洲的漢學,最初之動機,是為了傳播基督教,是先有主觀的宗教立場之後,抱著指摘佛教弱點的願望,以顯示基督教之優秀性為目的。然在通過漢學研究而接觸到佛教研究的新旅程中,他們確實負起了媒介傳播的使命。沿著此一線索而進入比利時,則有幾位神父,展開了漢籍佛典的歐文翻譯,例如 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一八六九──一九三七)神父譯出了「俱舍論」、E. Lamotte(一九0三──)神父譯出了「大智度論」。

四、印度學中的佛教學

所謂「印度學」(Indologie)的抬頭,是起於英國政府的統治印度,這批英國人對於印度文化的研究,是為了如何地鞏固它的殖民地統治權,故與同為英國的傳教士們研究漢學中的佛教,態度並不相同,他們沒有宗教的排他意識,只是用毫無成見的白紙,對於印度的文化,作諸方面的調查,以此立場所得的研究成果,便大大地增強了客觀性的價值。他們對於印度教、佛教、佛教藝術及印度地理等的研究,沒有夾雜著作者的私情,故比傳教士們的態度,可取得多。綜合他們對於印度文化的諸種研究,總名之謂「印度學」。因此,我們所談的 Buddhologie(佛教學),不過是全體 Indologie(印度學)之中的一個單元而已。

但在印度學中的佛教學,如果予以分類,又可分成梵語(Sanskrit)語系的大乘佛教(Mahāyāna Buddhism)和巴利(Pāli)語系的小乘佛教(Hīnayāna Buddhism);若以部派之名,稱呼小乘佛教,則為特羅瓦達(Theravāda Buddhism),實際上,巴利語系的佛教徒們,殊不喜被稱為小乘,他們總是自稱 Theravāda Buddhism(上座部佛教)。

在巴利語系的佛教研究之中,也像漢語系相同,分有一種立場,一種是出之於基督教傳教士們,作為傳教的手段而作的佛教學研究;另一種是作為純學問之研究而發達於英國及德國的佛教學。先有傳教士們,以現在仍舊活著的巴利語系佛教國家:錫蘭、緬甸、泰國為對象,深入活動,展開了研究和傳教的工作,結果也使巴利語系的佛教研究,到了歐洲。傳教士們卻把佛教,置於和印度教、耆那教、回教的同等地位,以表現出基督教在宗教地位上的優越性,這是在宗教的偏見之下,所作的研究。

現在我們再將巴利語系及梵語系的佛教學研究概況,分別說明如下:

(一)巴利語及巴利語佛教之研究:巴利語及巴利語佛教之研究,已如前述,最初是出於基督教傳教士的傳教手段,那是在錫蘭開始的,他們先學會了錫蘭的土語,一種名為幸哈利斯(Sinhalese)的方言,進而再研究他們的佛教經典,這便須要通過了巴利語的知能,始能讀通那部龐大的佛教文獻。對此具有濃厚興味的歐洲人,便有丹麥的 Michael Viggo Fausböll(一八二一──一九0八)、英國的 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一八四三──一九四三)以及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弟子 Caroline Augusta Eoley Rhys Davids(一八五七──一九四二)、德國的 Hermann Oldenberg(一八五四──一九二0)、Reichard Pischel(一八四九──一九0八)等的著名學者。不久之後,便產生了所謂巴利語佛教這個學術上的名目。

(二)梵語佛教的研究:在近代的歐洲,促成梵語研究的開山人物,是 Sir William Jones(一七四六──一七九四),他本來是法律學者,由於他在語言學上的驚人成就,竟使他成了比較語言學界新尤。他於一八七八年的講演中,指出了梵語和希臘語及拉丁語之間,僅在偶然的發現中,其間的類似之處相當的多。例如:從動詞的語根及文法的形式等推測,上述數種語文,一定是由同一種母語,分張分化出來的東西。他的這一態度堅定的宣佈,便誘發了歐洲對於比較語言學的興趣。因而在英、德、法國以及歐洲的其他地方,造成了研究梵語的新機運。

此後由於 Brian Houghton Hodgson(一八00──一八九四 )在尼泊爾發現了許多梵語文獻,轉送給法國的梵語學者 Eugene Burnouf(一八0一──一八五二),因而即以法國為中心,推動了梵語佛教的研究,對於大乘佛教經典的翻譯和研究,有了新的發展。因此在其稍後,又產生了一位歸化英國的佛教梵語學家 Max Müller(一八二三──一九00),以及荷蘭的佛教梵語學者 Hendrik Kern(一八三三──一九一七)。其間更有日本的南條文雄(一八四九──一九二七),留學於英國的牛津大學。稍後去英國的高楠順次郎(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參與研究,而對梵漢兩種語文的佛典翻譯,開始了比較研究的工作,那就是南條文雄參與了 Max Müller 翻譯梵本「無量譯經」的工作,也參與了 H. Kern 翻譯梵本「法華經」的工作;不久,高楠順次郎也將漢譯的「觀無量壽經」,完成了英譯的工作,其中不無得力於 Max Müller 英譯「無量壽經」的出版之處。此後,南條氏又於一八八三年出版了「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此對於研究梵語佛教的學者們,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由此之前已有 Samuel Beal(一八二五──一八八九),於一八七六年出了 The Bddhist Tripiaka, as it in known in China and Japan,所以南條氏的「大明三藏聖教目錄」,無異是對學者之間的評判。尤其南條氏將一部明版大藏經由日本贈送給大英博物館,收藏為資料之後,完成此一藏經目錄,乃係對查了梵語原典之有無並予以加添之後作成的。故而當這被稱為「南條目錄」的經錄聞世以來,Beal 氏的目錄,已不再受人重視了。

五、比較語言學產生的梵語學者

梵語研究的本身,和佛教學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興起並澎湃於德國的比較語言學,當其踏上 Sanskrit(梵語)的舞臺之後,在其側面的關係上,卻由於研究梵語而大大地幫助了大乘佛教的研究。

德國的比較語言學,在其研究當初,以屈折語(inflectional language)型的印歐語(Indo-European languages),為世界各種語言中最最優美的語言,甚至有的以為那是一種浪漫主義的語言。由於此一目的不夠有力,結果,除了皮相的探究之外,沒有別的意義可說。可是,像這樣的比較語言學,促進了梵語以及印歐系各種語言之研究,其結果,在梵語方面,終於造成了卻對於大乘佛教之研究的重大貢獻。因此即以德國為發祥地,以及在丹麥、荷蘭等地,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梵語學者,並由之延伸到巴利語的研究,例如:丹麥的 Rasmus Kristian Rask(一七八七──一八三二)、Michael Viggo Fausböll(一八二一──一九0八),德國的 Max Müller(一八二三──一九00此人後來歸化英國)、Albrecht Friedrich Weber(一八二五──一九0一)、Richard Pischel(一八四九──一九0八)、Hermann Oldenberg(一八五四──一九二0)、Ernst Leumann(一八五九──一九三一)等等,可謂不勝枚舉。

六、蒙滿及西藏的佛教學

大概在比較語言學勃起於德國的同一時期,帝制的俄國,也成了另一個研究佛教學的中心。唯其與英國佔領印度之時所作印度學研究的動機相同。畢竟是為了統治乃至獲取殖民地的目的,而來研究滿洲及蒙古的佛教,當時所出的著名學者,便有 Isaac Jacob Schmidt(一七七九──一八四七)、Ivan Pavrovitch Minayeff(一八四0──一八九0)、Th. Stcherbatsky(一八六六──一九四二)等人。

位在印度和中國本土之間的西藏,不論在地理上或政冶上,都是與外界隔離的,僅從入藏旅行者的一些記錄之中,把西藏向西歐的學術界作著若干介紹。到了歐洲學者發動中央亞細亞探險的前後之際。也對西藏開始了關心的研究。對西南亞方面的學者,雖然早在西元十世紀頃,已對西藏有了認識,對於西歐學者的理解西藏者,則以天主教的神父 AndradaDesideriDella Penna(一六八0──?)為始,接著又有英國的 George Bogle 於一七七四年出使西藏,以及 Turner 上尉於一七八三年出使西藏。又有匈牙利人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一七九八──一八四二)到了西藏的 Ladak,編出了西藏語文法及西藏語辭典。此後有一位德國的基督教僧侶Heinrich August Jäschke(一八一七──一八八三)編成了「藏德辭典」;稍後於一八八一年,又出版了「藏英辭典」。一八八二年印度的 Sarat Chandra Dās 入藏,到了一九0二年,他即完成了其研究的成果「藏英辭典」(A Tibeten-English Dictionary),由於這部西藏語學上的傑作,更進一步地開放了研究西藏的大門。因此,在日本方面,也有河口慧海(一八六七──一九四五,著有西藏旅行記)及寺本婉雅(一八七0──一九四0)等人到了西藏,更有受東本願寺管長大谷光瑞所派遣的青木文教(一八八六──一九五九,著有西藏)及多田等觀(一八九0──一九六七,著有西藏)等之入藏,另有楠基道、池田澄達、金倉圓照、月輪現隆等研究西藏佛教的出現;尚有芳村修基之孔版「西藏語辭典」出版。之後不久,對於西藏的研究,在日本佛教學界,也掀起了熱潮。尤其在一九五五至一九六一年間,由大谷大學監修出版了「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為西藏佛教學的研究,完成了準備的工作。在我中國方面,也有大勇及法尊等人,入藏學法,法尊於民國二十三年學成返國後,譯出了「菩提道次第論」及「密宗道次第論」(民國二十六出版)「現觀莊嚴論」(民國二十六年譯成);湯薌銘譯出「菩提正道菩薩戒論」,此在教理乃文獻上的貢獻至大。

在此可以順便一提,由於西藏文字及文法均學自梵語,所以西藏語聖典的大部份是由梵語聖典以直譯方式移植過去,如將現存的西藏聖典,再譯為梵語,仍可與原典相符,此在漢語譯成的聖典,就辦不到了。因此,今日許多在藏語中保存著的聖典,已不見梵本,而仍不妨即以藏語本作為參考的根據來研究,因而藏語聖典,對於今後佛教學的發展上,有著重大的價值。

七、美國的功績

嚴格地說,美國之所謂佛教學,尚不足以言成就。自 William Dwight Whitney(一八二七──一八九四)開始研究之後,繼其流者有 E.W. HopkinsMaurice Bloomfield Franklin Edgerton(一八八五──一九六三),纔於佛教的梵語文典及辭典上面,有了啟蒙開花的成就,而產生了幾位學者,但在今日看來,那也不過是乘著基督教士傳教的便利以及殖民政策所給便利之下,作了一此膚淺的研究而已。真正的貢獻,毋寧是在 H. P. Blavatsky(一八三一──一八九一)的「神通會」(Theosophical Society)的活動開始之後,成了他兒子的「達磨波羅」(Dhammapāla 一八六五──一九三三)在錫蘭成立了「大菩提會」(Mahā Boddhi Society),活躍在達磨波羅背後的有一位夏威夷人 Foster 夫人,我們也不能忽略了她,由她點火而發動的大菩提會,便負起了將佛教推向歐洲的亞洲使命,但此一系統,信仰方面的貢獻遠過於學術方面的貢獻。

另有一些日本佛教徒,隨著向美國移民,特別在夏威夷及三藩市等地,由於日本移民的須求,日本的佛教即流向美國,所以也出了幾位美國關係的日本佛教學者,例如今村惠猛(一八六七──一九三二)、鈴木大拙(一八七0──一九六六)、角田柳作(一八七七──一九六四)等人。

八、荷蘭及法國的東方學

荷蘭在亞洲殖民的歷史,比英國還早,曾統治過印度尼西亞及錫蘭,故對於其佔領地之歷史、地理、言語及考古學的研究,堪與英德等國相比,由 Leiden 發行了有名的「通報」(Toung-Pao),在 Leiden 大學也開設了歐洲唯一的佛教學講座,這是值得注目的。「通報」這份雜誌,是由荷蘭的 Gustave Schlegel(一八四0──一九0三)和法國的東方現代語學院的教授 Henri Cordier(一八四九──一九0三)共同編輯,於一八九0年創刊,直到一九0三年 Schlegel 去世,又由 Edouard Chavnnes(一八六五──一九一八)繼承編務。這在當時是一份均由漢學權威學者們執筆的雜誌,採用原稿以法文為主,然亦採納英德兩種文種。對於漢學的貢獻,乃是眾所周知的事,其對佛教學的開發,也有相當功勞。

九、中亞探險與佛教史學的刺激

中亞探險,始於一八九0年,由印度政府,派出了一位 Captain Bower,在新疆的庫車附近,發見了貝葉形的古文書樺皮斷片,帶回印度,經過由英國到達加爾各答的 Rudolf Hoernle(一八四一──一九一八)的研究,知道乃是貴重的梵文佛教經典之一部份,因此而刺激了俄國、英國、德國、法國、瑞典、日本等的學者,紛紛前往,陸續探險,結果,為此位於亞洲大陸文明交叉點上的古代歷史,發掘出了新的光明,對於佛教史上,也帶來了新的認識和方向。參與其事的著名人士,則有俄國駐喀什克爾領事 Petrovski,英國在克什彌爾及拉達克、喀什克爾擔任領事的 G. Maeartney,到了拉達克的英國領事 S. H. Godfrey,研究俄國資料的俄國梵文學者 Oldenburg。英國方面則以 Hoernle 最為傑出,俄國的考古學 Klementz 於一八九八年到吐魯蕃旅行;在一九00年有生於匈牙利的英國人 Aurel Stein斯坦因;此後,有德國的 Grünwedel。更有佛教史學家 Huth。一九0四至一九0五年間的德國探險隊之 Le Coq;一九0六至一九0九年間的法國探險隊之 P. Pelliot。因了斯坦因的敦煌探險與古代寫本經書之發現,刺激了中國政府對於敦煌遺物的收集,也引起了日本大谷光瑞之派遣大隊探險人員前往達三次之多。

現在已追及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地,作佛教遺蹟遺物的考古踏訪。

十、辭書

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由於東方學及比較語言學的發達,特別對雅利安系語言和滿州、蒙古、西藏語文之研究結果,已有各種文法書及辭書的編集出版。例如:德國的 Ottovon Böhtlingk(一八一五──一九0四)、英國的 Sir Monier Williams(一八一九──一八九九)的梵語辭典,R. C. Childers(一八三八──一八七六)、T. W. Rhys Davids(一八四三──一九二二)等的巴利語辭典,H. A. Jäschke(一八一七──一八八三)的藏英辭典,更有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或 Körösi Csoma Sandor,一七九八──一八四二)的藏語文法等,尤足注目者,日本最近由鈴木學術團出版的荻原雲來所編之「梵和大辭典」,最有利於我國學者之研究佛教學了。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