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 星期五

顧頡剛 (1893—198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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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擁有全套的《古史辨》,在德國漢堡市的新天地書局買的,這書局是我的圖書館,正體、簡體中文書都有。全套有八、九本,在從美國搬遷返回台灣時,當地的一個社區大學圖書館(Community College)詢問是否有中文書可以捐給他們,我捐了四百多本,這套書也隨之贈送了。

顧頡剛與傅斯年原是北大同學,在學術上各有擅場,但是傅待顧如小學弟,要強迫他接受顧所不樂意的職務,造成兩人友誼的訣裂。

傅傾向國民黨,且頗當權,造成顧與國民黨漸行漸遠。

====以下引自部落格《胡適的世界》====

http://hushihhc.blogspot.com/2011/01/blog-post_7188.html

顧頡剛 (1893—1980.12.25) 歷史學家。
江蘇吳縣人。1920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曾任北京大學助教,中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雲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 學、誠明文學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院士,《文史》雜志社總編輯,大中國圖書局編輯所長兼總經理。建國后, 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是我國「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提出了「層層累積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也是我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建國後,從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應毛主席、周總理之請,負責校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作出了重要貢獻。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漢代學術史略》、《兩漢州制考》、《鄭樵傳》等, 與人合著《三皇考》、《中國疆域沿革史》、《中國歷史地圖》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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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日記》引言
《顧頡剛日記》始於1913年,終於1980年,全書約六百萬字,是一部內容極其豐富的原始史料。從1921年到1967年止,《日記》基本上是連續 的,尤足珍貴。就我所讀到的近代學人日記而言,隻有《胡適日記全集》與《吳宓日記》正續兩編份量略與之相埒。我曾撰《從<日記>看胡適的一 生》,作為《胡適日記全集》的序言,藉日記的材料,解答他一生各階段的若干疑點。現在為《顧頡剛日記》寫序,我的重點稍有不同。反復思考之後,我決定通過 日記來窺測他的內心世界。

顧頡剛以倡導「古史辨」運動知名於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績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漢。 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這次讀《日記》,我才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從1930 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形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我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他並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后面,他還擁有激蕩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 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更難得的是譚完全當得起他的「超群軼倫之材」的評語:1926年聞一多稱她為 “Chinese Jeanne d’Arc”(中國的聖女貞德)﹔1958年她已被打成「右派」,但面對巨大威勢「仍強硬不服罪」。顧頡剛生命中這件大事,是我在讀《日記》前完全不知道的。這兩大意外的發現,使我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不用說,1949年以後他走進了一個到處是荊棘的世界,精神上一直掙扎在極度痛苦之中,始終擺脫不掉「被征服者」的屈辱感。這些內心的活動也必須通過對日記作字裡行間的細密解讀 才能呈現出來。

這篇序言共分五節:第一節論他的事業心及其與傅斯年的關係,這是他的主要志業與中心關懷。第二節論他與胡適的關系,這是他的學術生命的始點。「古史辨」運動導源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展示的史學革命新典範,但是他又有超越胡適典範的學問境界,以王國維之精新兼備為最後歸宿。其中種種錯綜復雜的互動是值得探索一番的。第三節論顧頡剛與國民黨的關系,旨在說明他為了種種事業之故,不得不向政界尋求支持的苦心。在同一節中,他在抗戰勝利前後的政治立場和政治理念也通過日記而予以澄清。第四節凸顯他1949至1980年的獨特生活境遇。這一時期中國大陸上的知識人本都是「同命鳥」,但大同之中仍有小異,每一個人的具體遭遇還是個別的。大同的部分本節概不涉及,只有他個人「小異」的部分才值得探究。最後一節專論他和譚慕愚的一段情緣,貫穿了全部日記,上起1924年,下迄1979年。由於兩人交往散布在數十年之中,非聚攏在一處,便不能見其全貌。現代傳記未有不重視傳主的情感生活者。這不是發人隱私,而是因為非在這一方面有所深入,便不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如實地呈現出來。

以上五節大致概括了顧頡剛一生活動的主要範疇。但這篇序言並非傳記,不過把《日記》中最主要的傳記材料提煉組織起來,供未來傳記作者的參考而已。

(因篇幅限制,這裡隻能刊發余英時先生這篇“序言”的引言和第一部分,並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者按)

事業心更在求知欲之上
通讀《顧頡剛日記》,我第一次認識到顧先生平生志業的另一面。讓我先引一段他自己的話:
「許多人都稱我為純粹學者,而不知我事業心之強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為,他人所毀所譽,必用事業心說明之,乃可以見其真相。」(1942年5月31日條末)
如果不是讀到這一段話,我也和許多人一樣,把他看作一個「純粹學者」。這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思考,想了解他為什麼不甘心僅僅以「純粹學者」為滿足?思考的結果,我認為以下三層背景是最值得指出的:

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從傳統的士大夫向現代知識人過渡。盡管這一過渡並不徹底,但至少在顯意識的層面,他希望把學術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識推廣到全社會,發揮一種啟蒙的作用。所以1929年3月13日在浙江大學餐後演講,他的題目是「怎樣喚起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很顯然的,他認為第一次新文化運動並未能深入民間。

第二,民族危機,特別是日本侵略,為他的文化事業提供了極重要的發展契機。最明顯的例子是通俗讀物編刊社(1933)和《禹貢》半月刊(1934)都是「九一八」(1931)以後創立的。通俗社是在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徵求民眾讀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後來才由顧先生接手經營。《禹貢》的「發刊詞」說:

「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受夠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得非常高。……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不必說別的,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地叫起來了。這不是我們的恥辱?」

第三層背景則是個人的,即他與傅斯年在學術上的分歧和爭衡。這一問題相當復雜,留待本節下半段作較深入的分析,這裡暫且不說。

但是我必須鄭重指出,他的事業心的根基仍在學術,不過他一方面認定學術不能限於少數人的專門絕業,只有普及到廣大的社會以后才算是盡了它的功能﹔另一方面,他則堅持普及化的知識必須以最嚴肅的學術研究為其源頭活水。這正是他為什麼要將「國故整理」列為他的「事業」的第一項,接著才是「民眾教育」和「邊疆開發」。所以他的事業都是從學術領域中延伸出來的文化事業。他並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未嘗企圖發展政治或社會勢力。不過由於文化事業的緣故,他培養了不少 學術界的後起之秀,因此在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他的追隨者也愈來愈多。

他的事業心在抗日戰爭期間表現得更為熾熱。從1939年在成都創辦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41年到重慶主持邊疆語文編譯會和主編《文史雜志》,到1943年與商人合辦大中國圖書公司,雖都是與人合作,但無一不與 他自己的學術文化事業息息相關。1943年4月30日的日記說:
「予入世二十餘年,雖因名招敵,事業著著失敗,而聲譽日起,朋侶日多, 已立於領導之地位。思致此地位不易,有此地位而不為國家作事,未免可惜。然學界爭名太甚,予雖不與人爭,而人則必不肯放過我,政界中又爭權太亟,混飯則可,盡心竭力以從事於一業則為人所不許。邇來擺脫中央大學及組織部職務,復我自由之身,而各書肆多見拉攏。抗戰以來,得書不易,偶有新著便得傾銷,予有此 人望,有此同人,正可抓住機會,在出版事業上貢獻心力,作有計劃、有系統之進行,而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使中國史學得上軌道。」

在詳列種種以史學為中心的學術計劃之後,他很感慨地說:
「予年已五十矣,倘能好好工作二十年,此計劃必可實現,予亦可以無愧此生矣。茲唯一希望者,即資本家能與予合作也。」

在這一段話中,他的事業抱負呈露得十分清楚。為了事業,他輾轉奮鬥於學界、政界和商界之中。

他的事業心之所以在1940年代變得特別強烈,除了一般的背景外,還有另一層原因,由他的朋友賀昌群向他指點了出來:

「卅二(一九四三)、八、十三,與昌群談話。渠謂予古史工作已告一段落,蓋前此為運動時期,予盡瘁於此,業已取得公眾之承認。現在運動時期已過,予可以卸此責任,此後則為他人專精之研究矣。一個人在學問上隻能做一樁事,予在學術界有此一事可謂盡職。至於此後歲月,渠以為宜致力於事業,蓋予有氣魄,能作領導也。惟予之弊在於開端時規模太大,以致根柢不能充實。此後當結集一幹部,逐漸擴張,而予僅任指導工作,一切活動由他人為之,庶乎可久可大。渠意為予所贊同,爰記於此,以供他年之省察。」

他既完全認可了賀的分析,上引之語即可看作是他的自我評價。兩個月後他又加上了一段跋語:
「卅二、十、十二,與(陶)希聖談,彼謂每人均有一開花之時期,此時精神充沛,發表力特強,一過此期則思想及發表力均漸即於乾涸。此話不錯,我在民國十年至廿五年一段時間,即我之開花期,今則華已謝,惟望能結果而已。」(見1943年8月31日條末)

可見他在1943年即認定自己在古史方面已盡了開創性的功能,以後主要是領導繼起者作精深的專題研究了。這個領導地位的信心是有根據的。這一年的3月教育部召開中國史學會,理事選舉,他「得票最多,頻作主席」,使他感到自己確已成為史學界的領袖人物(1943年3月31日條)。

顧先生在史學界之所以有此眾望所歸的成就,是和他不遺餘力地提攜後進分不開的。從1927年4月任教廣州中山大學開始,他的身邊便常常圍繞著一群青年人 ﹔1929到1937年他在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執教,由於社會事業愈來愈多,依附的人更是極一時之盛。1938年8月5日他在南京回顧這八年的情況,說:
「余以愛才,為青年所附集,能成事在此,而敗事亦在此。蓋大多數之青年為衣食計,就余謀出路,使余不得不與各方交接,旁人不知,以為我有意造自己勢力,於 是「顧老板」、「顧大師」之綽號紛然起矣。又有一般青年,自己有所圖謀,無如未得社會之信仰,力不足以號召,謀推戴余,為彼等之傀儡,成則彼得其利,敗則我受其禍,於是「顧頡剛左傾」,「顧頡剛為共黨包圍」之傳說宣揚於道路間矣。」(見《日記》1937年7月31日條末﹔參閱1948年11月30日條末)


他「愛才」是絕對真實的,早已有口皆碑。更難得的是他對追隨他的青年居然有如此清醒的認識。但是他雖然無意「造勢力」,卻因事業之故,不能不培養一批得力的助手。前引1943年4月30日所記關於「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以及賀昌群所說「結集幹部」云云,即指「附集」他的青年而言。早在1934年,他的學生牟潤孫便已在背後罵他「野心太大,想做學閥,是一政客」。他聽到這種評語後,感慨地說:
「噫!看我太淺者謂我是書呆,看我過深者謂我是政客。
某蓋處於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也。」(《日記》1934年4月26日條)

他引《莊子》語自解,其實即是承認他的「事業心」不在作「純粹學者」之下。1943年重慶中央大學的胡煥庸也說他是「學閥」,他的反應是:
「甚望胡君所言不虛,使我真能成學術界之重鎮也。」(《日記》1943年4月26日條)
通常「學閥」兩字含有在學術界爭「霸權」且排斥異己的意思。顧先生並沒有這種傾向。他心中的「學閥」,換一種語言來表達,是在學術界能號召「群眾」並擁有「群眾」的領袖。關於這一問題,他晚年有一段自我檢討,解釋得比較透澈:
「我自以為愛惜人才……。幾十年來,我所往來的及友好的人,都是滿腦子的反動思想,我自己本已反動,加上這班朋友,日夕熏染,就更反動了。我在這一群裡, 就成一個頭子,我常常覺得手下有一群人,可以利用他們來幫助我成就事業,或讀書治學做我的接班人。所以我到處有徒黨,雖沒有組織,但可以號召。」(《日記》 1969年12月31日條末。)

撇開「反動」之類的字眼不說,他希望號召友生,在史學領域中獨樹一幟的心理,在這裡已和盤托出了。他對「學閥」的稱號並不十分反感。但嚴格地說,他所追求的不是權力(power)顯赫的「學閥」,而是具有廣泛影響力(influence)的「學術界之重鎮」。

大體言之,從抗戰開始,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他的事業心漸漸超過了古史研究的專業心。1941年8月初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進修的嚴耕望便注意到:「顧先生……喜歡興辦學術事業,客人也多,一天忙到晚。」這是最可信的旁證,清楚地點出了這一重大轉變的時刻。

傅斯年的影響籠罩一生
顧先生獨樹一幟的強烈願望與傅斯年(孟真)最直接相關。從《日記》上看,我們可以說:傅的影響籠罩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晚年都揮之不去。他和傅從北京大學預科起,便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後來又同時成為胡適門下的兩大弟子。但不幸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共事之後,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僅破裂了,而且從此轉變至敵對的地位﹔顧先生的獨樹一幟主要便是與傅互爭雄長。1944年4月18日他在《日記》中說:「孟真真是我的政敵」。其實「政敵」一詞不妥,應該說是「學敵」,因為他們的衝突根本是在學術界,與政治不相干。

《日記》1928年4月29日條記:
「與元胎(按:容肇祖)到孟真處,論研究所事,與孟真口角。
予之性情有極矛盾者,極怕辦事,而又極肯辦事。孟真不願我不辦事,又不願我太管事,故意見遂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罵。賴金甫(按:楊振聲)、元胎解勸而止。」

這是顧、傅公開破裂的一天,上距顧先生來廣州整整一年了。這一年之中,兩人的分歧大概愈來愈深,至此終於爆發了出來。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在1973年7月所寫的「記本月二十九日晚事」,文長七百字。前半段三百字敘兩人早年交情,略去不引,下面是關於破裂的解說:
「一九二七年,予自北大至廈大,而彼歸國後往至廣州,入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長。以其縱橫捭闔之才,韓潮蘇海之口,有所憑借,遽成一校領袖,雖魯迅

不能勝也。予既與同事,甚願其重辦《新潮》,為青年引導,而彼曾不措意。自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長,以傅與我及楊振聲三人,籌備「歷史語言研究所」,我三人即在粵商量籌辦事宜。楊好文學,對此不加可否,而我與孟真胸中皆有一幅藍圖在。傅在歐久,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角勝,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 以為欲與人爭勝,非一二人獨特之鑽研所可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積迭無數數據而加以整理,然後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藉,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須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將學術淺化也,乃以作提高之基礎也。此意本極顯明,而孟真乃以家長作風凌我,復疑我欲培養一班青年以奪其所長之權。予性本倔強,不能受其壓服,於是遂與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誼臻於破滅。予因函蔡先生,乞聘我為通信研究員,從此不預史語所事。然自此孟真之政治欲日益發展,玩弄所識之貴官達人,操縱各文化機關事,知之者皆以「曹大丞相」稱之,謂其善挾天子以令諸侯也。蔣政權退出大陸,渠亦以戰犯名逃台灣,越年而死。思至此,殊自幸我之不就範於彼也。」

此文將他們兩人在學術上的分歧歸結為「提高」與「普及」之異,大致是可信的。傅先生延攬青年研究人才一向採取所謂「拔尖主義」,而顧先生則太丘道廣,幾乎來者不拒,可為明證。但他們之所以不能共事,分析到最後,還是由於兩人都有領導學術的構想和抱負,而且持之甚堅。關於這一點,顧先生在1929年8月20日致胡適的長信中,說得很清楚:
「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們倆實在不能在同一機關作事,為的是我們倆的性質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強,各人有各人的主張而又不肯放棄﹔(2)急躁到極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質亦是相拂戾的,是我辦事太歡喜有軌道,什麼事都歡喜畫了表格來辦﹔而孟真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太無軌道。又我的責功之心甚強,要使辦事的人都有一藝之長,都能夠 一天一天的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業。孟真則但責人服從,愛才之心沒有使令之心強,所以在用人方面,兩人的意見便時相抵觸。
今年春間, 燕京大學來書見聘,謂在美國已捐得大批基金,開辦中國學院,邀我去作研究。我覺得這是很合我宿志的,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時間供我從容的研究,才可使我心安理得地過生活,所以便答應了。告給孟真,孟真大反對,罵我忘恩負義。我說,『只要你供給我同樣的境遇,我是可以不去的。』恰好那時中央研究院寫聘書來,我就受了,把燕京辭了。但是孟真對於我的裂痕已無法彌縫,差不多看我似叛黨似的。我決不願把身子賣給任何人。我決不能為了同黨的緣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犧牲了。」

這是一封向師門訴冤的信,所以把他和傅之所以凶終隙末的細節都交代出來了。引文前一段顯示他們兩人都具有極堅強的性格,互不相讓,即所謂「一山難容二虎」﹔下半段則透露傅確有意將顧收入自己的系統之內,即廣州中山大學和即將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而且不許他叛離。此信在後面還引了一句話:
「孟真曾說:『你若脫離中大,我便到處毀壞你,使得你無處去。』」
這當然是老朋友爭吵中的一句情緒語言,未可認真,但傅的霸道也可由此語窺見其一斑。

傅斯年是學術界著名的「霸才」,他「以家長作風」欺凌顧先生大概是事實。1929年5月8日的《日記》說:
「孟真盛氣相凌,我無所求於彼,將謂可用架子壓倒我耶!其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見其敗矣。書此待驗。」

更有趣的是1973年7月他又加了一條跋語云:
「此預言並未驗,孟真縱橫捭闔,在舊社會中固可立於不敗之地者。到全國解放,他方逃出大陸,死在台灣,此則真敗耳。」

可知傅確是要征服他以為己用,卻未曾想到嚴重地損傷了老朋友的尊嚴,不但不肯「就範」,而且激起了獨樹一幟的雄心。但1930年代以後,由於傅的憑藉深厚,顧先生在事業上畢竟落在下風。1940年代他之投入國民黨的文化活動,也是為了與傅爭鋒,最後也事與願違。這使他一直耿耿於懷,以致到老不忘。 1973年的兩篇跋文竟至一再引「戰犯」、「逃台灣而死」,大有快意恩仇的滋味,這不能不使人深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1950年12月傅斯年死後,胡適給傅夫人俞大彩的悼函中說:
「頡剛也定有紀念他的文字。」

胡先生雖不了解當時大陸文字刊布的情況,但對於顧先生的認識畢竟還是相當真切的。《日記》1951年1月1日條果然寫了下面一段話:
「聞傅孟真於半月前在台灣逝世。此人一代梟雄,極能縱橫馳驟,竟未能有所成就,可惜也。孟真久病血壓高,到美國療之,稍愈。然醫言不能過十稔,安知竟不及五年乎!壽五十有五。」

其詞雖若有憾焉,但「可惜也」三個字畢竟流露出老同學、老朋友的真實感情。

最後,我要指出,顧、傅兩先生在學術事業方面雖然競爭得很激烈,但在學術成就上仍然是彼此尊重的。讓我們先看看傅對顧的推崇。1962年4月9日顧和老朋友辛樹幟在北京中山公園有一段很長的談話,主要是討論顧和傅的關系。顧記道:

「談到以前之事,予云:『我不能受氣,故傅斯年欲壓迫我,我即離中央研究院而至燕大。』樹幟云:『當我在德留學時,與傅常見面,彼極口稱道你。故我雖未認識你,即已心儀。其後你和孟真鬧翻,我常勸孟真……他回答我的是‘頡剛使我太下不去。』」

談話中涉及羅常培常在傅處說顧的壞話,終使兩人凶終隙末,因與此處論點無關,略去不引。從辛的話中,我們顯然可以看出,辛對兩人「鬧翻」是很引為遺憾的,但傅在回國前對顧「極口稱道」,則確是事實。辛的話完全證實了傅《與顧頡剛論古史書》那篇長文所言,句句都出自肺腑。《書》中有下面一段話,值得引述:
「去年春和志希(按:羅家倫)、(姚)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的。『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你們無論再弄到什麼寶貝,然而以他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於他。我以不弄史學而幸免此危,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麼 大!這事原是在別人而不在我的頡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爭執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頡剛,我稱贊你夠了麼!請你不要以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

傅文從1924年1月寫起,一直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為止,可見這三年之內他對顧的《古史辨》是十分心折的。以上是早年的事,但即在兩人中年分裂之後,傅的態度依然未變。例如1940年他在昆明龍泉鎮用朱筆批讀《史記》,其中一條說:
「顧頡剛云:『黃帝所至,即子長所至(見《贊》)。蓋子長仍以自己所聞之傳說為斷也。』」
可知他繼續在肯定古史「層累地造成」說。1943年《日記》有一條記傅對他的忠告,尤值得注意:
「晤徐蔚南,渠今年自上海來,為言《古史辨》在上海大出鋒頭。……然在重慶空氣中,則以疑古為戒,我竟不能在此發表意見。孟真且疑我變節,謂我曰:『君在學業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嘗屈服,只是一時不說話耳。嘗謂今日時代係五四時代之反動,他日必將有對今日之反動,彼時又可大張旗鼓矣。此後雖不發表,仍當繼續工作,至能發表時而揭開,深信必可以解世人之惑,釋老友之疑也。」(見《日記》1943年10月30日條)

所引傅語最可見他對《古史辨》的重視,唯恐顧在政治壓力下自棄所守。這是「老友」發自內心的愛護之言,因此顧也似受到感動,而有這一段自我表白的文字。也幸而有此自白, 後人才知道顧先生並沒有放棄早年「古史辨」的立場。當時在抗戰期間,民族主義的激情高漲,而國民黨又一向在文化上取保守立場,要把孫中山繼承堯、舜以下的「道統」,顧先生便只好隱忍不言了。嚴格言之,「古史辨」的中心論旨其實即是以最嚴格的方法審查史料構成的時代,這是史學的始點並且獨立於任何史觀之外。 蘭克(Leopold van Ranke,1795-1886)說:
「在我們把一種作品加以歷史的使用之前,我們有時必須研究這個作品本身,相對於文本中的真實而言,到底有幾分可靠性。」

傅斯年服膺蘭克的史學,自然對顧先生「古史辨」的成就十分珍惜。理由很簡單:「作品」經過研究而發現是「不可靠」的,它當然便不能加以「歷史的使用」, 而「文本中的真實」也就根本被摧毀了。這正是「古史辨」從「辨偽」到「疑古」的基本運作程序。但抗戰時期的重慶確有顧先生所說「五四時代之反動」的傾向, 上面已提到了。在當時氣氛之下,「疑古」是會犯眾怒的。今天大陸上一部分有勢力的史學界似乎又在倡導「信古」,反對「疑古」,因此「古史辨」也少有問津者。以今度昔,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顧、傅兩位「五四」健將會發生那樣強烈的反響了。無論如何,傅對顧的推重並不因私交破裂而改易,其案可定。

至於顧對傅的古史研究如何評價,則由於我所見到的資料有限,暫時不能輕下斷言。傅先生最早刊布的論文如《大東小東說》(1930),其中曾引「吾友顧頡剛先生」之說,可能在起草時便和顧商討過。稍後的名篇《夷夏東西說》(1933),在考古界影響很大。顧似乎認為這種過於簡化的二分法未必可從,但他顯然認真地讀過此文。最後我在他的《日記》中找到下面的材料:1970年4月28日記:
「看《性命古訓辨證》。」

接著5月4日、8日都在續看此書,至11日「看《古訓辨證》畢。」這是傅先生唯一的一部專著,1940年出版後很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陳垣在這一年8月14日給長子樂素信中說:
「即接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訓辨證》一部二冊,內多新材料,新解釋,不可不一讀。」

隔了兩天又補一信(8月16日)曰:
「余閱《性命古訓辨證》,深知余已落伍,未知他人覺得如何耳。」

顧先生當時或許也曾收到過贈本,1951年9月7日已有看此書的記載。但1970年是在「文革」期間,他居然敢再次細讀「戰犯」的舊作,至少證明了他「不以人廢言」的嚴肅態度。

顧、傅分裂是顧先生學術生命史上一件大事。1929年以後他在學術普及的事業上投入大量的心力與此事有很大的關係﹔他顯然是想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外,別樹一幟。他們兩人的友誼破裂雖不免令人惋惜,但分途發展的結果使中國現代史學呈現出一種多採多姿的面貌,則是必須加以肯定的。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學術界存在著多元互競的空間,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

傅、顧之間的分合與胡適有很深的關系,下文續有討論。
(余英時著《未盡的才情》,由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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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msn.news.ifeng.com/history/renwu/detail_2010_09/02/2416810_0.shtml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0年第5期 作者:范泓

30年前,史學家顧頡剛在北京去世。消息傳到台灣,舊友陶希聖不勝傷悲,隔海撰文,追憶當年兩人的交誼。其中一個細節十分溫暖:1935年前後,陶希聖在北大辦《食貨》雜誌,顧頡剛與譚其驤辦《禹貢》半月刊,並行於世。兩人同在燕京兼課,顧每次開車途經西四牌樓陶的住處,總要把陶接上;各自完課,再同車返城,無論春風秋雨,從未間斷,約有一年時間。顧與陶同為北大人,在學術上皆有建樹,彼此之間,惺惺相惜。顧一直認為陶是中國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級人物」,「對於中國社會有極深刻的認識」;而在陶希聖眼中,顧則是一位「循循儒者」,每每談及自己的事,「總是謙退不遑」。

不過,陶對顧頡剛當年某些選擇卻頗有微辭,認為這是顧的「自覺與自誤」。陶說:「顧頡剛為學,從辨偽至疑古,這是清代訓詁之學的一個延續與發展。但後來從訓詁之學轉入史地研究,則又不止于『經世之學』」。顧在辦《禹貢》的同時,又創辦通俗教育社,這多少讓陶希聖感到不解,「他這一步跨到那兒去呢?」實際上,顧頡剛為學之變,乃因內心空虛之故。他當年對陶這樣說:「考據的工夫做下去,自己覺得空虛。我辦禹貢,再辦通俗,是實際工作與民眾工作。」陶自認為了解顧的這一番「自覺空虛」之意,那就是顧頡剛「辨偽疑古」,用了苦功,但「只是破,未能立,自覺空虛,便一轉為史地之學,再轉為通俗教育之民眾工作」,「便走進了『民眾工作』的隘路」,「摸不到隘口之外的方向」。

在陶看來,顧的老師胡適及校友傅斯年則不同於通常的考據學家,即孟子所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傅斯年曾對陶希聖說過:適之是19世紀自由主義者,他本人是自由主義帶著社會主義的傾向。但陶認為這二人「在政治上是民主政治,在學術上是實證主義」。「胡先生稱道清代考據之學是科學的方法,或者他的抱負是實證主義承接清代考據之學,結成一個思想體系……他的思想體系是從19世紀自由主義演進下來的」。傅斯年後來到台灣辦大學的方針,即採老子之說法:「虛其心,實其腹」,要請好教授,好好的教書,「讓學生多讀些書,多看些事情,看遠一點。不要做學生運動……」陶感到顧頡剛當年的「空虛」,頗似項羽最後一仗垓下之圍,「他帶著幾個騎士突圍而走,走出一條隘路,問路於一位老人。老人說:『左!』……左乃陷大澤中」。顧頡剛雖然下苦功做考據,卻未曾理會實證主義,未曾看清許多事物的真相,「三十年以至於死,沒有什麼拿得出的成績見江東父老。余英時先生為之扼腕,我更為之嘆息」。

陶希聖對顧的評價既有學術上的,又有政治上的。但陶本人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只能視為一家之言。就其訓詁之學,做到清代的戴東原可算是到了頂點。戴本想憑漢學突破宋學的藩籬,建立一種足以取代宋學的倫理哲學。但考據之學突破了宋學的經解,就等於突破了孔孟之學的義理,「到頭來只留下一片空虛」。從這一點看,顧頡剛當年考據再也做不下去,自覺「空虛」,是否頗有點似清代的戴東原,即「一旦瀕臨生死關頭,自覺空虛之處,或者那是宋學某種義理還魂之處」,因為戴最終還是轉回到宋學的義理,而顧的「民眾工作」,究竟要走到那去,難怪連老朋友也看不懂了?

讀蔡尚思80年代的文章,也認為顧頡剛關於學術事業上的巨大抱負沒有一一實現出來。顧在青年時代立志要以「科學方法去整理國故」,曾經問過自己,「你所得到的科學方法到底有多少基本信條」?顧在北大求學時,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印象深刻,對同宿舍的得傅斯年說:「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學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不過,到了1951年上海《大公報》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時,顧對胡適早已不再認同,因為胡適自1926年以後就自稱已由疑古派變成信古派了。即便如此,蔡尚思的文章還是認為顧頡剛「還缺少唯物史觀的應有常識」,其原因是他對錢穆、陶希聖、蔣廷黻、馮友蘭、繆鳳林等人的學術評價曾經過高,「當然也是很有問題的」。從某些細節看,顧頡剛的思想轉變以及與北大師友漸行漸遠,或許是在抗戰結束後不久。「他與傅斯年的關係,由誼同手足,而貌合神離,而終於『決裂』」(朱維錚語),即為一例,與陶希聖的關係亦是突兀生變。

自抗戰結束,國民政府還都,陶希聖常奔走於京(南京)、滬之間。有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上,陶希聖與夫人正在散步,突見顧頡剛施施而來,「我一把抓住他的臂膀,匆匆問他:『你在哪?』他說:『就在這附近。』我說:『我跟你一道去看望一下。』他說:『不!我有事。』他撇開我的手,揚長而去……」從那以後,顧、陶二人再也沒有見過面。及至國民黨全線潰敗,陶等去了台灣,顧留在大陸,從此分道揚鑣。(作者係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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