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6日 星期日

榮新江:一張廢紙上的中亞歷史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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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部落格

2010-08-20 19:19:49 蜀學殿軍(為往聖繼絕學!)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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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新江:一張廢紙上的中亞歷史脈動

在吐魯番,歷史研究者們再次發現了這個規則。

吐魯番是絲綢之路上的一方重鎮,但是在唐朝三百六十個地方州中,稱作西州的吐魯番僅僅是其中的一州而已。不要說長安、洛陽,或者揚州、益州,就是中原的一個普通正州,在當時都比西州更有官場熱度,而在文化影響上,西州的地位更是不堪比量。但是,由於吐魯番特殊的氣候和當地特有的葬俗,卻在無意中為歷史保留了很多第一手史料,這就是聞名遐邇的吐魯番文獻。於是,比較起吐魯番的歷史地位,它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倒是扶搖直上,即使比起當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長安、洛陽,它在為歷史研究者提供珍貴史料方面,也可一爭高下。

在吐魯番發現歷史,這是19世紀末葉以來的一個基本事實。

曾經是邊陲之地的吐魯番,在如今中古歷史的研究上已不再是「邊疆」。在這裡從事的每一個考古動作,都會吸引世界學術界的關注。吐魯番的那些古代墓葬區,除已為學術界熟知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以外,現在更有洋海、巴達木、木納爾等紛紛亮相。近幾年,吐魯番考古工作又多有斬獲,再次為學術界提供了多種珍貴考古文獻資料。

這裡呈獻給讀者的一組短文,介紹的就是吐魯番近年發現的一些新史料。史料的形態有的完整,有的零碎,但是涉及的歷史至關重要。它們或者是中國與外部世界往來的關鍵證據,或者是地方歷史現象的重大解密,或者涉及帝國統一的文化密碼,或者蘊涵影響世界後來格局的珍貴信息。點點滴滴,都為我們理解歷史拓展了更大空間。

對於中古史研究者來講,吐魯番盆地一直是一個聚寶盆,因為近百年來這裡出土的官私文書,已經大大改變了人們對中古中國歷史的傳統認識,特別是,這些文書的發現,不僅加深了我們對於中原王朝各項制度的了解,同時也使我們得以書寫豐富多彩的高昌郡、高昌國、唐西州地方社會史的方方面面;高昌故城和周邊石窟寺中出土的佛典、摩尼教、景教的經卷,更讓我們看到在不同時期佛教、摩尼教、景教的興衰歷程。

對於關注中外關係史的筆者來說,吐魯番盆地本應有更多的有關西域(大體相當於今天的中亞)地區的紀錄,但相對來說,我們過去從吐魯番文書中得到的信息甚少。《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說玄奘離開高昌去西天取經時,高昌王麴文泰修書二十四封,致中亞各國首領,希望他們關照玄奘的行程。這表明在麴氏高昌國的末期(7世紀上半葉),高昌與中亞許多國家有著密切的聯繫,但這種聯繫在吐魯番文書中的記載並不多见。

2004年7月,當我在吐魯番文物局看到一張洋海墓地出土的高昌送使文書時,不禁為其所紀錄的「婆羅乾」、「處羅乾無根」這樣的音譯人名和熟悉的「焉耆」地名所吸引,可惜,文書上濃重的墨跡遮住了大部分內容,我們只能「望墨興嘆」。

2005年10月,我們組成「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開始整理近年來新出土的文書。2006年2月,在吐魯番文物局技術人員的努力下,我所關心的那件文書上的墨跡被成功清洗掉,露出一系列外來使者的紀錄:烏萇使、吳客、子合使、婆羅門使、焉耆王(見圖1)。根據同墓出土文書和其他資料的考證,這是闞氏高昌王國(公元460—488年)的永康九年(474年)、十年(475年)出人出馬護送外來使者的紀錄,這裡的烏萇使來自印度西北部斯瓦特(Swat)地區;「婆羅門」是印度的總稱,婆羅門使應當是來自當時南亞次大陸上的強國笈多王國;子合是西域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個小國;焉耆則是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大國;而這裡的吳客,則來自中原南方以建康(今南京)為都城的劉宋王廷。此外,文書中提到的「婆羅乾」、「處羅乾無根」等沒有標明來歷的使者,應當是闞氏高昌的宗主國——漠北柔然汗國的使者,他們對於高昌國來說是熟悉的客人,或者說是「自己人」,所以沒有必要再提他門的來歷。這些經過高昌的使者主要前往兩個方向:一是北山,一是焉耆。北山應當就是指吐魯番盆地北面的天山,越過天山,東北有路通向柔然汗廷。焉耆則是位於吐魯番西邊的綠洲王國,經過它,可以去往西域、中亞、南亞各國。

如果我們把這件送使文書所涉及到的高昌、柔然、焉耆、子合、劉宋、烏萇、婆羅門等國標識在一張地圖上面,就可以知道這張廢紙是多麼地富於歷史價值;加上原本被作為廢紙而在背面抄寫的占卜文書的文獻價值,這樣一張廢紙就更加價值連城了。這件送使文書所涉及的公元5世紀下半葉的中亞,正是一個非常混亂的時代。周邊大國勢力都想控制西域南北道、吐火羅斯坦和粟特地區的那些相對弱小的綠洲王國。北魏在公元439年滅掉河西走廊的北涼後,於公元448 - 452年間曾派萬度歸攻打焉耆、龜茲,但由於北方有柔然汗國的威脅,所以未能在西域站穩腳跟。與北魏敵對的柔然此時也伸出它強大的右臂,先是殺掉占領吐魯番盆地的北涼後裔高昌大涼王沮渠安周,立闞伯周為高昌王,把闞氏高昌當成自己的傀儡。從這件文書看,柔然不僅牢牢控制了高昌,而且讓焉耆國王前來漠北汗廷稱臣納貢,甚至還越過塔克拉瑪干沙漠,控制了于闐、子合等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綠洲王國,進而影響到北印度的烏萇。在帕米爾以西地區,北方強國嚈達擊敗薩珊波斯,占領了巴克特里亞(Bactria)的寄多羅(Kidāra)領地,隨後在5世紀初占領了索格底亞納(Sogdiana),還把勢力伸進塔里木盆地,攻擊于闐、焉耆等國。嚈達的擴張並非沒有遭遇抵抗,不論是薩珊王朝的卑路斯(Peros,459—484年在位),還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塞建陀(454 —467年在位),都曾努力與嚈達爭奪中亞,但都未能擋住這支強悍的游牧民族的鐵蹄。在嚈達的壓力下,中亞、南亞的一些小王國寄希望於柔然或者北魏,我們過去從《魏書》本紀中看到過許多中亞王國遣使北魏的記載,現在我們又從這件送使文書中看到他們越過北山,奔赴柔然汗廷的身影,由此不難看出柔然汗國在五世紀後半葉中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送使文書還向人們展示了高昌在東西南北各國交往中的咽喉作用,也說明闞氏高昌作為柔然汗國的附屬國,在柔然汗國控制西域、交通南北時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小小的一張廢紙,幾個使者的名字,居然紀錄了紛紜複雜的5世紀後半葉中亞歷史的脈動。使者往來的背後,蘊藏著我們還無法了解的玄機,不過就是這些四面八方的使者匯聚高昌,已經可以讓我們得知在旅途艱難的古代,各個政權之間的外交往來遠比我們想像的頻繁,而這種外交網絡的背後,也透露出各個國家和地區間的物品貿易、文化交流的信息。

在出土這件送使文書的張祖墓中,吐魯番的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女性衣物疏、張祖買胡奴券、高昌供物差役帳曆等文書,以及占卜書、擇吉文書、曆日、《孝經義》、《論語》古注本等典籍。如果我們知道此前出土的吐魯番文書中只有哈拉和卓90號墓屬於闞氏高昌時期的話,就可以明瞭新出土的這批闞氏高昌的文書和典籍的重要性了。而這裡著重說的送使文書,不過是我們利用吐魯番文書來重寫歷史時最為愜意的一個例子罷了。
(資料來源:《光明日報》2007年0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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