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9日 星期三

胡適:〈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

P1130032

胡適:〈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原載「黃永武編《敦煌叢刊初集(十)》,許國霖著《敦煌石室寫經題記》」)

敦煌石室所藏寫本,凡為萬卷,三十餘年來,分散各地:斯坦因氏取去的,現藏倫敦英國博物館;伯希和氏取去的,現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清末學部運回北京的一萬件,現藏國立北平圖書館。此三組為最大宗,餘則散在私家。私家所藏,李盛鐸氏所收為最多,去年賣到日本去了。

這幾大組的敦煌寫本,巴黎的目錄最先出,但很簡略;倫敦的目錄開始很早,到最近才有完成的消息。北平的目錄,胡鳴盛先生主編,近年才編完,雖然沒有印行,另有陳垣先生的《敦煌劫餘錄》流行于世,其考訂之詳,檢查之便利,已遠在巴黎、倫敦諸目之上了。

湖南許國霖先生是胡鳴盛先生的助手,他曾用他的餘暇,編成兩部關于敦煌寫本的書:一部是《敦煌石室寫經題記》,一部是《敦煌雜錄》。

《敦煌寫經題記》共收四百多條,是一組最有趣味又最有歷史價值的材料。伯希和先生曾對我說,他在敦煌挑選這些寫本,曾定出幾個標準:第一挑有外國文字的卷子,第二挑釋藏以外的材料,第三平常佛經只挑那些有題記可供考訂的卷子。北平所藏,是伯希和挑剩的卷子,居然還有這四百多條題記可錄,這是出于我們意料之外的喜事。將來若有人能將巴黎、倫敦以及私家所藏的敦煌卷子的題記全部記錄出來,成為一部「敦煌寫本題記全集」,一定有不少的重要材料或問題,可以供史家的研究。

就許君抄錄的「題記」看來,這裡面已有許多很值得注意(的)材料。第一,寫經的年代可考的有四十三卷,最早的是北魏的太安四年七月三日(458),最晚的是宋太平興國二年閏六月五日(977),中間相距五百十九年。(此限於「寫經」的題記:《敦煌雜錄》中有「至道元年(995)僧道猷往西天取經牒」,年代更晚了。)第二,有些題記可以使我們知道當出寫經的情形。有些經是和尚自己寫的,有些是學童(學仕郎)寫作習字課的,有些是施主出錢僱人寫的。一部《大般涅槃經》(潛十五)的題記說清信女令狐阿咒出資財為亡夫敬寫《大般涅槃經》一部三弔;《法華經》一部十弔;《大方廣經》一部三弔;《藥師經》一部一弔。這是很有趣的經濟史料,不但表現宗教風氣而已。又如六部《佛說閻羅王授記勸修七齋功德經》的題記,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情形:一部是比丘道真自己受持的(鹹七五),一部是一個患病的比丘尼發心敬寫供養的(宇四五),一部是一個「八十老人手書流傳」的(列二六),三部是同一個人為「阿孃馬氏」追福,在「五七」、「六七」、「收七」三個齋期寫的(岡四四)。這都是有趣味的宗教社會史料。第三,有些題記使我們知道當時寫經的校勘工作。寫經本是宗教的工作,是應該十分鄭重的,如「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題記云:

「午年五月八日金光明寺利濟初夏之內,為本寺座主金耀寫此羯磨一卷,莫不研精盡思,庶流教而用之也。至六月三日畢而復記焉。」(辰四六)

這最可以表現寫經人的宗教精神。所以我們時時看見「勘了」,「一校竟」,「校定無錯」的題記。還有二校或三校的,如一部《金光明經》(有九十)記「校二遍」,如一部《無量壽宗要經》(劍四二)題著三次校勘者的名字。寫經重在校勘無誤,而敦煌寫經所以有無數錯誤,大概都由於不大識字的學童小和尚的依樣塗鴉,或者由於不識字的女施主僱的商業化的寫經人的潦草塞責,校勘功夫是不會用到這兩類的寫經上去的。

「敦煌雜錄」是繼續蔣斧、羅振玉、羅福葆、劉復羽、田亨諸先生的工作,專鈔敦煌石室所藏非佛教經典的文件。蔣氏之書最早(宣統元年),三十年來,這類佛經以外的敦煌文件陸續出現,最大的一批是劉復先生從巴黎鈔回來的「敦煌掇瑣」。但這些都是國外的敦煌文件。北平所藏的經典以外的文件,除了向達先生鈔出的幾件長卷之外,差不多全沒有發表。所以外間的學者只知道北平所藏盡是佛經,而不知道這裡面還有這許多絕可寶貴的非教典的史料!

許國霖先生鈔的這些文件,大約可分為幾類:第一是「藏外」的佛教文學,如變文、佛曲、勸善文、淨土讚之類。第二是一些訓詁及訓蒙的殘卷,如《禮記音義》、《論語音義》、《太公家教之類》。第三是一些俗世應酬文字的範式,如祭文程式之類。第四是許多民間經濟往來的文契,如借麥種牒,雇作兒契,典兒契,賣地契之類。第五是雜件,如藏經點勘帳,如姓氏錄之類。

第一類的佛教通俗文學,近年來早已得著學者的注意。許君所輯之中,最重要的是幾卷「變文」,雖不如巴黎所藏「維摩變文」和我所藏「降魔變文」的完整,但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當時「變文」種類之多,數量之大,所以是很可貴的。這裡面「佛曲」,如「辭娘讚」,如「涅槃讚」,如「散花樂」,如「歸去來」,都屬于同一種體制,使我們明白當時的佛曲是用一種極簡單的流行曲調,來編佛教的俗曲。試舉「辭娘讚」為例:

「好住娘,娘娘努力守空房,好住娘。」

這是民間的流行曲調。下面是用這曲調編的佛曲:

「如欲入世修道去,好住娘。」

「兄弟努力好看娘,好住娘。」

「兒欲入山坐禪去,好住娘。」

「回頭頂禮五台山,好住娘。」

「五台山上松柏樹,好住娘。」

「正見松柏共天連,好住娘。」

這種曲子是很惡劣不通的;但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當時「俗講」的和尚本來大都是沒有學問、沒有文學天才的人,他們全靠借這種人人能唱的曲調來引動一般聽眾。「五更調」等,與此同理。

第二與第三類,殘闕訛誤太厲害了,沒有多大用處。

第四類之中,有許多有趣味的經濟史料。此中「借麥種牒」最多,可以推知當時僧寺佃農的經濟狀況。最詳細又最動人的是「盧貝跛蹄雇作兒契」。我們讀這文契,不能不回想到漢朝王褒的〈僮約〉。我們從前總想王褒的〈僮約〉是一篇遊戲文字。現在讀了這篇「雇作兒契」,我們才知道唐朝的雇工生活還是一種牛馬式的奴隸生活,王褒在一千年前寫的僮奴生活,雖是詼諧的作品,離實際得生活並不算很遠的。雜件之中,我且鈔兩首寫書手的怨詩作此序的結束。一個寫書人說:

「寫書不飲酒,恆日筆頭乾。

且作隨宜過,即與後人看。」

又一個寫書人說:

寫書今日了,因何不送錢!

誰家無賴漢,迴面不相看!」

這是兩個「人」的歎聲。可憐我們在一千年後的同情心,已不能救濟他們的口渴和貧窮了!

二五,七,三O。胡適。

P1130038 P1130033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