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7日 星期三

最後的泰斗——悼牧田諦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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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1751720/

最後的泰斗——悼牧田諦亮先生

2011-08-16 09:25:07 來自: michael(不自由勿寧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vbe6.html

8月9日上午、下午、深夜,連續接到來自日本的兩個電郵,一個電話,內容相同——牧田諦亮先生於8月8日凌晨5時左右去世,享年99歲。深夜11點多落合俊典先生的電郵中說:「按照先生遺願,遺體將捐贈滋賀醫科大學,葬儀將在一年後舉行。」

躺在床上,先生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眼前,一幕幕往事接連浮現。

1994年,我在日本京都訪學半年,其間由落合俊典介紹,參加「七寺古逸經典研究班」,得以拜見牧田先生。該研究班每周一次,在牧田先生家中舉行。先生的住房在京都今出川附近一棟普普通通住宅樓裡,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單元。老人一人住在那裡,生活的一切自己打理。進門,走過狹小的過廳是書房。不足十五平米,除了門窗,凡有牆壁的地方全是書架,書架上從地面到天花板,全是書。窗下有一個小型複印機,如需資料,當場即可複印。書房中間兩張桌子拼成長條桌,長條桌與書架之間只夠放一個凳子,參加研究班的諸位背挨著書架圍坐在長條桌四周。牧田先生平時就在這間書房工作,如果到得早,長條桌上往往放著他正在工作用的書籍等物。等人到得差不多了,再把桌子上書籍騰挪歸置,開始研讀七寺古逸經。

第一次到先生家參加研究班,落合先生特意帶我提前到達,以拜見先生。等候在門口時,心中有些激動,也有些惴惴。因為當時我的《8~10世紀佛教大藏經史》已經出版,並且已經在日本引起較大的反響。書中在論及《沙州乞經狀》時提到牧田先生的相關研究,評點說先生結論是正確的,但方法有疏漏。雖然純屬學術探討,但畢竟是後生小子批評了老前輩。記得在先生家見面後,我先做自我介紹,並說當研究生時就拜讀過先生的著作,非常仰慕,今天能有機會拜見,很高興。先生不像一般人在這種場合,往往回答一些客氣話,而是馬上追問:「你讀了我的什麼書?」我回答:「讀的是《疑經研究》。」並說明,我讀的是宗教所的藏書。因為經常拜讀、查閱,所以還沒有還,現在還在我家中。沒想到,下一周我第二次到先生家,先生拿出一本他已經簽好名的《疑經研究》贈送給我。這本書至今我經常翻閱。

講起書,還有一件事情,使我終生難忘。研究班這種集體科研方式,是上世紀50年代起,以牧田先生為代表的日本學者首創的。當時先生任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組織並主持了《弘明集》研究班,經過長年累月的研討,對《弘明集》做了詳盡的研究譯注,於1973到1975年,先後出版《弘明集研究》三册。可以說,這是一個至今無人超越的高峰。而三册《弘明集研究》也成為佛教文獻研究的典範。按照日本慣例,此類成果均為非賣品,即內部出版後僅供學界流通。在日本,內部出版也是一種出版方式。「非賣品」的學術價值,往往超過書店中的正式出版物。此類書,書店雖然不賣,但偶爾能在舊書店淘到,價格往往比公開出版的書貴。

在日本時,我比較喜歡逛舊書店,往往在一個舊書店可以泡上多半天。一次,竟然在一個舊書店發現有20年前出版的那三册《弘明集研究》。喜出望外,抱到櫃台。老板要價20萬,我嚇了一跳。我當時每月工資只有人民幣幾百元,20萬日元相當於將近2年的工資。雖說那次赴日,日方提供的生活費比較優厚,但 20萬實在不是小數。我掂量又掂量,權衡又權衡。放棄吧不甘心,買下吧真太貴。在櫃台前回旋好一會,委實下不了決心。老板看我真心想買,說可以讓價到18 萬。我猶豫再三,忍痛離開。

後來一次與梶浦晉先生聊天,我談到舊書店的那三本書。他說:「這套書非常稀見,的確要值這個價。不過,可以向牧田先生問一下,也許他還有多餘的。」我說:「不行!太貴了。不能開這個口。」梶浦晉又說:「據他所知,京都大學人文所還有少量存貨。牧田先生是這個研究班的主持人,如果牧田先生給人文所所長寫一封信,也許人文所會贈送。」我說:「不要提此事,不要讓先生為難,畢竟他已經退休離開這麼多年了。」

過了一段時間,研究班過後,忽然牧田先生主動問起此事。我這才知道梶浦晉還是把此事告訴了先生。我連忙說:「這書宗教所也有,以前借過。以後需要還可以借。」牧田先生沒有說什麼。等到我臨回國前,梶浦晉告訴我,牧田先生還是為此向人文所所長寫了信,但所長出國未歸,所以沒有消息。讓我回國等消息。這時真不知道說什麼好。回國後一段時間,約2、3個月吧,日本寄來一個郵包,打開來,赫然就是那三册《弘明集研究》。心中的感激,無法形容。這套書,從此成為我最珍貴的收藏之一。

七寺,位於名古屋。收藏了一部日本平安時期的寫經。這部經典早就為人所知,並曾有目錄公布。一次,落合俊典先生前往調查,發現其中竟然保存一些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的典籍。另有一些典籍雖為大藏經所收,七寺本行文也有不同。他後來告訴我:當時非常吃驚,而且不自信。這麼重大的問題,難道前此沒有人發現,竟然被我發現?他將這一發現向牧田先生匯報,牧田先生敏銳地感覺到這是一個學術富礦。於是組織了七寺古逸經典研究班。經過多年努力,出版了牧田諦亮監、落合俊典編的《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刊》,全六册。以此為契機,由落合俊典領軍,日本開展了對古寫經的調查與研究,開拓了佛教研究的新局面。我在日本時有幸参加了這個以牧田先生為靈魂的研究班的活動,親炙先生的教誨,領受先生的風采,體驗了如何用研究班方式來從事佛教文獻研究。回到中國,我也嘗試用研究班方式整理佛教文獻,《藏外佛教文獻》開始時就是這樣做的。當然,中日情況不同,这是另一個問題,在此不談。

1994以後,我去日本的機會比較多。如在京都參加學術會議,都能在會場上見到牧田先生。往往一天會議下來,我都感覺疲勞,牧田先生卻從頭參加到尾,還經常發言提問。參會、離會、拎包,大小事情都是自己一個人料理。真是不佩服不行。

我到日本,只要到京都,總要登門拜訪先生,問候健康,請教問題。有時也沒有什麼大事,就是單純拜見,與先生隨意聊聊天。先生在上海生活過若干年,能說幾句標準的上海話。記得有一次,我臨走時,先生送我一木盒已經打開、自己正在使用的茶葉。我非常感動。按照日本的習俗,這是長輩對比較親近、不拘禮節的下輩才會有的舉動。其後小女在京都留學,我曾經帶她拜訪先生。先生百忙中,還記掂著小女,曾經兩次請她吃飯。

1999年,牧田先生與落合先生等來北京,擬到天津藝術博物館調查敦煌遺書,托我協助聯繫有關事項。後由紹良先生親筆寫信介紹,加上內子託人疏通,方才得以成行。按照中國的算法,當年牧田先生88歲,正值米壽。任繼愈先生在北大做東為他暖壽。當天參加宴會的有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周紹良先生。落席以後序齒,季先生1911年生,居長;牧田先生1912年生,為次;一良先生1913年生,第三;任先生1916年生,第四;紹良先生1917年生,第五。個個都是耄耋老翁,但個個身體健康,精神矍爍。席間五老暢談甚歡,任先生還特意寫了一幅字贈送給牧田先生:「疑經研究,海東一人。」那天我有幸忝陪末座,為先生們跑腿。當天五人歡談的樣子,現在猶在眼前。但五位老人都已先後故世,令人愴然。

2005年12月,我應邀携內子到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講學。當時牧田先生在琦玉工業大學任校長。12月23日,落合通知我,已經與牧田先生聯繫好,陪同我們去拜見他。約2点半到深谷車站,出站不遠,就是與先生約定見面的旅館。走進大堂,先生已坐在沙發上等候。我們連忙過去。先生身穿西裝,手持拐杖。雖然眉、髮皆白,但面色紅潤,顯得非常健康。我們在他周圍的沙發坐下,互相贈送了禮品。先生給我們夫婦的禮品是一大盒羊羔羹,淨重3公斤;給落合的是一箱瓶裝啤酒,一打12瓶,約有7、8公斤吧。我看先生身旁並無隨護,便問:這兩件東西都是先生自己拿來的?他回答「是」,並作勢左右手各提一件東西的樣子。兩件東西總共有10公斤以上,先生可已經高齡93歲了。就這樣左手一件、右手一件提過來。我真為先生的精神、精力驚嘆並高興。由於電腦硬盤故障,我在日本的日記已經無存。下面是內子當天日記的摘錄:

老人給每人要了一杯咖啡,笑眯眯地和大家談天說地。他氣色不錯,反應不慢,也愛講話。不像一個如此高齡的老人。看來他與落合也有一段時間沒見面了,落合向他介紹了大阪金剛寺古寫經的調查進展。方介紹了北圖敦煌遺書目錄及英藏敦煌遺書目錄的進展。老人也講了自己目前的生活,說:現在一切事情仍然自己打理。每天早晨6點半起床,周一至周五到學校上班。並開玩笑說:多年前他辦理護照時,工作人員就說他年紀大了,不給他辦10年有效期的,只給他辦5年的。從那時起,他已辦了3次5年期的護照。方以前給我介紹過,今年夏天與落合一起到倫敦做項目的宮井里佳女士,就在牧田先生的琦玉工業大學工作。宮井曾說,牧田這個校長,不是掛名,是真正管事的校長。今天見面,老人提到宮井,說她工作不錯,已提升為副教授,將來還會提升為教授。

交談約持續50分鐘左右,老人麻利地起身,穿上米色的風衣,戴上貝雷帽,徑自到櫃台付帳,又返身回來。動作和速度都與正常人無異。我估計他是要送我們。果然,老人在前邊帶路,走向車站。出旅館時,他舉起手杖指著旅館後邊一幢高樓說:「我就住在那裡。」我趕在他們前邊,連連按動快門,拍下這位歷史老人。後來從照片上發現,老人的風衣扣錯了位。

老人將我們一直送到檢票口,揮手告別離去。進入站台等車時,方同落合開玩笑說:「你雖然已經戒酒,但這箱94歲老人親自提來送你的啤酒可不能不喝。」我們連連感慨:看來人首先要精神不老。我想:一個高齡並且有職務、有名望的老人,一切事情自理。這在中國,無論於公於私,都是不可思議的。」

我要補充的是,那天牧田先生送我們回車站,他拄著拐杖,一個人急匆匆走在最前面,步履矯健,那裡像93歲高齡的老人。我們幾個快步跟在後面,都為先生的身體康健讚嘆。都說:「像先生這樣,壽過百歲,絕對沒有問題。」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牧田先生。此後仍有通訊往來,也以為還有機會見面。就在前不久,我把剛出版不久的《敦煌遺書散論》寄到日本,托人帶給先生。

沒有想到,剛過99歲生日不久,先生就往生了。

牧田先生1912年生於日本滋賀縣野州市,先後就學於佛教專門學校(現京都佛教大學)、大谷大學、京都大學。曾在中國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任助手。戰後任京都大學副教授、京都大學人文所教授。從京都大學退休後,歷任歧阜教育大學教授、琦玉工業大學校長等。

先生首赴中國是1935年夏天,時年23歲,曾在蘇州報國寺拜訪印光法師,又在南京毗盧寺拜訪太虛法師。最後一次到中國是2006年12月,時年94歲,乃應邀到廈門南普陀寺,為閩南佛學院師生做講演,並祭拜了太虛法師的舍利塔。

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佛教研究,著述甚豐,是日本中國佛教研究最後的泰斗。對佛教文獻、淨土宗、信仰層面佛教等力耕尤深,開創了疑偽經研究的新局面。尤其令人感動的是,一個像他這樣的學界泰斗,卻致力於瑣碎的實用文獻工具書編纂。在電子佛典出現之前,先生編纂的幾部高僧傳索引,為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我相信,隨著佛教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先生的許多開拓性工作將越來越顯示其價值。

先生生前已將自己的藏書捐出,設立牧田文庫。又留下遺囑,將遺體捐贈滋賀醫科大學。我不知道一個經歷了百年滄桑的老人,臨終前想了些什麼。但我知道,先生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2011年8月12日於通州皇木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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