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島靜志：《佛典漢語詞典》之編輯

辛島靜志：《佛典漢語詞典》之編輯

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458683/

2009-10-27 14:47:44 來自: 辯無勝

〈《佛典漢語詞典》之編輯 〉 ，2003年，〈《佛典漢語詞典》之編輯 〉，《佛教圖書館館訊》，35/36期。

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教授 辛島靜志

【摘要】：筆者一向提倡要在歷來宏觀的漢語史的成果基礎上，參照梵本、異譯等，對有代表性的佛典一部一部地進行精細的語言研究，進而能編寫專書詞典。筆者出版了《正法華經詞典》、《妙法蓮華經詞典》，以作為這一方向研究的開端，此外也正在撰寫《道行般若經詞典》及《道行般若經校釋》。筆者構思以後繼續編纂各種有代表性的佛典專書詞典，最終能將它們總歸在一起，編一部以漢語佛典為材料的《佛典漢語詞典》。
關鍵詞：佛教漢語；《正法華經》；《妙法蓮華經》；《道行般若經》；《佛典漢語詞典》

一、編輯《正法華經詞典》、《妙法蓮華經詞典》的緣起

現在回想當年在東京大學讀書時，最喜歡而且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幾門課，一是梵文學者原實先生的印度古代詩歌、二是著名漢學者福永光司先生的道教文獻，三是戶川芳郎先生的十三經注疏。三位先生在解讀文獻時一絲不茍的嚴謹態度，對我的影響十分深遠，我自己也因此嘗到文獻學的滋味。福永教授一點也沒有大教授架子，又因為我們是同鄉，所以當時經常用鄉音聊天，天地古今，無所不談。他勸我首先打好文獻學的基礎，然後再研究思想史；同時，他也鼓勵我先把握歐洲的印度學研究方法，然後用這套方法來研究中國佛教。我本來打算研究中國佛教思想史，福永教授的指導使我加大了學習梵文的比重。上研究所後，我也用同樣的方法繼續學習梵文和古代漢語。

八十年代初，我參加翻譯《長阿含經》的工作（《現代語譯阿含經典：長阿含經》全六卷，東京：平河出版社，1995- ）。我們首先把漢譯和巴利聖典及中亞出土的梵文寫本作了精密地對比，同時又盡最大可能地吸收當時中古漢語的研究成果，以此為基礎，而把《長阿含經》翻譯成日文，並作了詳細的注。這一次參與的漢學家和佛教學家──都是福永教授的門生──的合作研究，給了我極大的啟發。我自己也開始對《長阿含經》中出現的所有音寫詞進行全面分析，成果即是後來出版的《『長阿含經』原語研究》（東京：平河出版社，1994）。通過學生時代翻譯《長阿含經》的工作，我領悟到編輯《佛典漢語詞典》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但與此同時，我又感覺到要想做這一項目，自己的梵語及中古漢語的知識還極為不夠。

1984年，英國劍橋大學的J. Brough教授來到日本，希望編輯一部《佛教漢梵詞典》，原實先生推薦我當他的助手。後來這個項目由於Brough教授的突然去世而沒能實現，但學習歐洲印度學的機會卻因此從天而降，開始了我自1985年到1994年的海外求學生活。我的留學目的是研習巴利語、佛教梵語、犍陀羅語等中期印度雅利安語。 1985年到1987年在劍橋大學跟隨K. R. Norman先生學習中期印度雅利安語之後，1987年到1991年，我幸運地師從北京大學季羨林先生，攻讀博士學位，題目是《法華經漢譯本與梵藏本對比研究》。寫博士論文時，我對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及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作了文本分析，研究漢譯本和梵文本的關係，用中期印度雅利安語的知識來考察《正法華經》的原語。1991年我又到德國，開始研究大眾部出世間部佛教梵語律典寫本，這是在西藏保存下來的寫本，季先生吩咐我研究並且給了我它的照片。白天上梵文課，進行梵文寫本研究；晚上，為了不忘中古漢語，就查閱《漢語大詞典》、《大漢和辭典》等工具書，重新精讀《正法華經》、《妙法蓮華經》等漢譯佛典。某天，我和指導教授弗萊堡大學印度學教授Oskar von Hinueber先生聊天時，先生提到了Franklin Edgerton《佛教混淆梵語語法及辭典》（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New Haven, 1953）的問題，指出將來的佛教梵語辭典應該像《大眾部出世間部梵語辭典》那樣按部派分別編纂。這一建議使我產生了編專書詞典的想法。從那時起，我開始著手同時編寫大眾部出世間部梵語律典和幾部漢譯佛典的詞典。

由於梵語和漢語系統完全不同，所以編寫梵語佛典的詞典和編寫漢譯佛典方法上差異極大，但也有可以互相參考之處。無論從哪一方面著手，許多認真踏實的著作都給了我很多啟發。比如，梵語、巴利語方面，《精審巴利語詞典》（Critical Pali Dictionary, begun by V. Trenckner, ed. D. Andersen et al., Copenhagen, 1924- ）、《吐魯番出土佛教文獻梵語詞典》（Sanskrit -Woer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begun by E. Waldschmidt, ed. H. Bechert et al., Goettingen, 1973- ）等可以稱得上精緻之極，是編詞典的模範。漢語詞典方面，我認為張永言等著的《世說新語辭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是專書詞典的模範，而董志翹、蔡鏡浩著的《中古虛詞語法例釋》（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編的《古代漢語虛詞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是虛詞詞典的模範。

從1992年到1996年，我用夜間和週末的時間精讀《正法華經》，做了一萬五千張左右的卡片。卡片上寫《正法華經》本文、梵本及《妙法蓮華經》的對應詞、英語翻譯等。當時我並沒有出版的計劃，直到1997年，受到湯山明教授等《法華經》專家的鼓勵，我才開始準備出版。首先從卡片上寫的上萬詞彙中選擇了值得收錄的詞彙，決定收錄以佛教詞、音寫詞、口語表現等為中心的四千多條詞語。這些詞沒有被歷來漢語詞典所收，或是即使收錄了，也是以西晉以後的文獻為依據。原則上省略了一些詞，即出現在《正法華經》譯出以前年代的文獻中，而且意思用法相同，較為簡明；但有些難解或是令人深思的詞彙也收了進來，然後請專家輸入電腦裡。電腦專家當然不認識佛典裡的俗字、難字，也不認識轉寫梵文時用的特殊文字，輸入結束以後，自己推敲、修改，同時讓妻子檢查上萬字的原文、頁數、行數。和原文的對照，費時費力，還免不了錯誤。在已經進行了大部分的過程時，台灣的蕭鎮國先生把他個人輸入的漢語《大藏經》軟盤（disk，磁片）贈送給我，如果早有這張軟盤（disk，磁片）的話，恐怕不用費那麼多勁進行校對。1998年，我終於出版了《正法華經詞典》一書（A Glossary of Dharmaraksa's Translation of the Lotus Sutra, 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I，xxxv + 696頁）。

這本詞典出版後，僅就我所知，就出了九篇書評，每一篇都鼓勵我繼續漢譯佛典詞典的編寫。受到了多位學者的教誨和鼓勵，得到了許多友人的支持，因此我下決心寫下一部《妙法蓮華經詞典》。這時，不僅有部分《大正大藏經》輸入材料，而且梵語《法華經》校刊本及幾種寫本轉寫本的輸入材料也都有，用不著作卡片，就用拷貝和張貼的方式寫了這一部詞典。雖然也有輸入時的錯誤，但與手寫的卡片比起來正確得多了，核對原文的煩勞也少多了。因此，僅僅三年就出版了《妙法蓮華經詞典》一書（A Glossary of Kumarajiva's Translation of the Lotus Sutra, 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IV，2001年，lii + 528頁）。這本書裡除了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的詞典以外，還加上了三部詞典作為附錄，(I) 後世某人翻譯後編入羅什譯的部分（六世紀左右？）的詞典，(II) 失譯《薩曇芬陀利經》的詞典，(III) 羅什譯部分的改譯《添品妙法蓮華經》的詞典。從這些佛經中，我選擇了約兩千兩百個以口語表現、佛教詞、音寫詞為中心的詞條以及約兩百個陀羅尼，每個詞條並都記錄了英語翻譯、梵本以及《正法華經》中與其對應的詞等。

二、準確讀漢譯佛典的必要

我的博士父（Doktorvater）季羨林教授十多年前給了我一個研究題目，就是用語言分析來探討大乘佛教起源的問題。季先生於三十、四十年代在德國留學時也做過這一方面的研究，發表過重要論文，但回中國後，沒有條件繼續做下去。所以在季先生如此吩咐以後，我就一直研究幾部初期大乘的梵語佛典以及和大乘起源關係甚大的大眾部出世間部的梵語律典，同時也廣泛閱讀早期的漢譯佛典。因為東漢出現的漢譯佛典比十一世紀以後寫成的大多數梵語寫本更古老，所以我認為，與梵語寫本所反映的程度相比，如果精心地、仔細地研究漢譯佛典，可以更真實地接近佛典原本的面貌。但古譯經典中出現很多在漢語辭典、語法書中沒有收錄而特殊或是口語的詞彙、語法，因此就很難正確地讀懂漢譯佛典。所以過去的學者一般很少參考古譯經典，如果參考也似乎僅滿足於約略讀懂。

下面我想介紹一下平川彰博士最早有關大乘經典的學說，同時以此說明正確地讀懂漢譯佛典的重要性。支婁迦讖譯《大阿彌陀經》（註1）裡有這樣的句子：

「第七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作菩薩道，奉行六波羅蜜經。」

「最上第一輩者，當去家，捨妻子，斷愛欲，行作沙門，就無為之道；當作菩薩道，奉行六波羅蜜經者」

「諸菩薩、阿羅漢，及諸天人民無央數，都不可復計，皆飛到阿彌陀佛所，為佛作禮卻坐聽經，其佛廣說道智大經，皆悉聞知，莫不歡喜踊躍心開解者。」

平川博士認為：《大阿彌陀經》既然是最早的漢譯佛典之一，這部經典就應該是早期出現的大乘佛典之一，那麼，這部古老的經典裡提到的《六波羅蜜經》和《道智大經》應該算是最早的大乘佛典（《初期大乘佛教的研究》，春秋社，1968，120f.；《平川彰著作集》第三卷，春秋社，1989，214f.）。平川博士把「六波羅蜜經」和「道智大經」解釋為經典的名稱。但是，我認為這樣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因為在古譯佛典裡「經」不僅意為「經典」而且經常意為「教說，教義，法」。例如，支謙譯《大明度經》「諸天子心念，……今是尊者善業所說經道了不可知。善業知其心所念，語諸天子，是經難了難了。……」（《大正藏》第八卷，No.225，482c20-21）中的「是經」和梵文本的AAA.153.28. yat Subhutih sthaviro bhasate pravyaharati desayaty upadisati（長老Subhuti所講、說、示、教示）相對應。此外《正法華經》「所可演經」（大正藏第九卷，74b11）中的「經」和梵本 K.65.14.dharma（法）相對應（請參考《妙法蓮華經詞典》第141頁）。

同樣地《大阿彌陀經》也不例外，例如：「佛語阿難，其樓夷羅佛知其高明，所願快善，即為曇摩迦菩薩說經言，譬如天下大海水一人斗量之，一劫不止，尚可枯盡，令空，得其底。人至心求道，可（讀作何）如？當不可得乎？求索精進，不休止，會當得心中所欲願爾。曇摩迦菩薩，聞樓夷羅佛說經如是，即大歡喜踊躍。」其中的「經」就是這一段的教說。又「曇摩迦便一其心，即得天眼徹視，悉自見二百一十億諸佛國中諸天、人民之善惡、國土之好醜，即選擇心中所願，便結得是二十四願經，則奉行之」中的「二十四願經」明明確確不是經名，而是曇摩迦菩薩（Dharmakara; 法藏菩薩）所做的本願文。

因此，研究佛教思想也好，研究佛教史也好，沒有正確地讀懂文獻就做出的結果往往是空中樓閣而已。

三、《道行般若經詞典》及《道行般若經校釋》

東漢支婁迦讖翻譯的《道行般若經》、《大阿彌陀經》、《佛說遺日摩尼寶經》等是最早的漢譯大乘佛經，不僅對漢譯佛典的詞彙、語法研究有重要意義，而且在我們探討大乘佛教的起源問題時，這些古譯佛典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資料之一。但是，目前還沒有對這些古譯經典作全面性的研究。這些經典裡的詞彙、語法相當古老，而且梵語的直譯味道很濃，不參考梵本就無法比較準確地理解。

《正法華經詞典》、《妙法蓮華經詞典》完成後，我正以同樣方法編寫《道行般若經詞典》、《大阿彌陀經詞典》。同時，撰寫《道行般若經校釋》和《大阿彌陀經譯注》。

在《道行般若經詞典》這部辭典中，我收集歷來辭典中未收錄的詞彙、佛教用語、音寫詞及口語詞彙等。每一條目都附錄與此相對應的梵本（校刊本及阿富汗新出土的公元一世紀的斷簡）、藏譯本及六本不同時代的「異譯」本中的詞彙。六本「異譯」是：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前秦曇摩蜱與竺佛念譯《摩訶般若鈔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經．第四會》、同《第五會》、宋施護譯《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東漢支婁迦讖以及這些「異譯」本的譯者都是當時佛典翻譯的代表。由《道行般若經詞典》一書，可以俯瞰從東漢到宋代漢譯佛典的詞彙演變。例如： 弊魔（bi4 mo2）"Mara, the Evil One"

《道行》. 434a2.：「○○便作是念，怛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與四部弟子共坐。……我當行欲壞亂之。」

梵本AS.39.11 = AAA.242.22. Mara papiyas （"Mara, the Evil One"）；《大明度經》. 484c1. 弊邪；《鈔經》. 516a12. 弊魔；《小品》. 544a4. 惡魔；《大般若．第四會》. 778b19. 惡魔；《第五會》. 875b19. 惡魔；《佛母》. 599a28. 諸惡魔眾；藏譯. 44b2. bDud sdig can

又如：
閱叉（yue4 cha1）"a ghost, spirit"（a transliteration of Skt. yaksa）

《道行》. 429c19. ：「諸天子心中作是念，諸○○輩尚可知所念。閱叉若大若小所語悉可了知。尊者須菩提所語了不可知。」

梵本AS.19.24 = AAA.153.16. yaksa；《大明度經》. 482c18. 鬼神；《鈔經》. 512b13. 閱叉；《小品》. 540b27. 夜叉；《大般若．第四會》. 770b29. 藥叉；《第五會》. 藥叉；《佛母》. 593a4. 夜叉

編寫《道行般若經詞典》的同時，我還在撰寫《道行般若經校釋》，對這部最早的漢譯大乘佛經作詳細的文本分析，指明漢文本和梵、藏文本及異譯的讀法差異，把難解的部分翻譯成英文，可對進一步深入研究般若經提供材料。

四、編寫《佛典漢語詞典》的構思

我準備將來以同樣的方法對支謙譯《大明度經》、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竺佛念譯《長阿含經》以及東漢小乘佛典編纂專書詞典。我認為這些有梵、藏文本或巴利文可作對勘材料的經典，最好能進行對比研究，然後編寫詞典。這種作法費時費力可能過於愚鈍。但我認為這樣作，一定會為宏觀的漢語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亦可為佛教思想研究打下牢固的基礎。然而對沒有可供對勘材料的經典，例如《六度集經》、竺法護譯《生經》等，就用不著做對比研究，比較容易編寫詞典。

我構思編纂各種有代表性的佛典專書詞典，最終能將它們總歸在一起，編一部以漢語佛典為材料的《佛典漢語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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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註1： 據日本佛教學者們的研究，公認《大阿彌陀經》是支婁迦讖的翻譯。大藏經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通稱《大阿彌陀經》）歸於吳支謙，而把它的異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通稱《平等覺經》）歸於東漢支婁迦讖，把《無量壽經》歸於魏康僧鎧。但現在一般認為《大阿彌陀經》是支婁迦讖的翻譯，《無量壽經》應該不是魏康僧鎧譯。筆者認為《大阿彌陀經》是支婁迦讖的翻譯，《平等覺經》是三世紀前後的翻譯（很可能是吳支謙的翻譯），《無量壽經》是五世紀前半的翻譯（參看辛島靜志 〈《大阿彌陀經》譯注（一）〉《佛教大學綜合研究所紀要》第六號：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