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0日 星期四

淺談遇笑容與李煒兩本著作的舉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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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向來對「梵漢佛典對勘」有興趣,這幾天悶在家裡猛看這兩本書:

遇笑容,(2010),《《撰集百緣經》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北京市,中國。

李煒,(2011),《早期漢譯佛經的來源與翻譯方法初探》,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

雖然對內容有些意見,但是問題不大,比較讓版主大人困惑的是這兩書的舉證方式。

先說遇笑容的書吧,該書137頁11-15行:

「漢譯佛經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48年,…安世高到洛陽開始的譯經活動。當時的譯經法是安世高背誦佛經原文,由一個譯者把它翻譯成中文給一群華人聽,眾人在討論翻譯、闡釋的原則、重點之後,產生出最後的譯本。這個翻譯傳統一直持續到第七世紀。」(註1)

這個敘述還怪有臨場感的,彷彿作者在案發現場作實況轉播一樣,非常生動可喜。看一下註解,乖乖,引的是[見 Robertson Johnson, The Buddhist Religion, 173-175頁]。這就像中國或台灣學者寫書說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結果引證是 Bertrand Russell 的書,而不是引《論語》,這是不行的。不從《論語》,老外無從知道孔子的飲食規矩,不從漢文典籍文獻,老外也無從知曉當時安世高到底是自己默誦、請人默誦,還是依據寫本翻譯,還是自己摘要講經之後,弟子所作的講經記錄(《雜阿含9經》就是「講經記錄而不是『譯經』」(CBETA, T02, no. 101, p. 495, b7)),老外想效法蘇東坡,來個「殺之三、赦之三」的「想當然耳」也就罷了,遇笑容教授在漢譯佛典語言的範疇裡,可是名滿天下,不能這樣子引文的。

李煒先生在42頁引《佛光大辭典》2306頁(吐蕃文:最初的藏文):「西元8世紀頃,西州(即高昌之地)回鶻(Uigur)使用起源於粟特(Sogd)文字之回鶻文字,且以此文字書寫佛典,現存經典有《金光明經》、《法華經普門品》、《彌勒下生經》、《尊勝陀羅尼經》、《天地八陽神咒經》等,由上述經典之跋文可知,彼等多重譯自藏文、吐蕃文、漢文等。」

我並不是堅持《佛光大辭典》此一詞條有誤,而是引證時,似乎應該引用原書、原論文而不是引用一本「當代編輯的辭書」。

李煒引用《佛光大辭典》之處可能不止三處,就如同引述「越王勾踐遷都瑯琊」,應該引用的是專家的論述,而不是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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