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4日 星期日

關於陳寅恪的幾位德國師友---《五明籽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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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自「豆瓣網」《五明籽的日记》:

http://www.douban.com/note/288229527/

關於陳寅恪的幾位德國師友

2013-07-14 11:45:58

         
1921年秋,陳寅恪進入德國柏林大學研究梵文和東方古文字學。他在柏林學習期間結交了一批德國的師友,其中包括呂德斯(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繆勒(F. W. K. Müller, 全名 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 1863-1930)、瓦爾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和諾貝爾(Johannes Nobel, 1887-1960)。這些人都是印度學家,在Valentina Stache-Rosen所編名著《德國印度學家像傳》(German Indologists)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關於這幾位印度學家,新出版的《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陳懷宇著,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下文簡稱《發現》)做了一些錯誤的介紹和推測。這些錯誤有的很簡單(比如頁303圖六十「盛年呂德斯」,其實是頁228圖五十三「格倫威德爾」的錯配),有的則不那麼簡單,值得多評述幾句。

俞大維在《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中曾經提到,在文化的交流、佛學的傳播及中亞的史地方面,缪勒是影響過陳寅恪的西洋學者之一。但《發現》卻說繆勒「沒有在中亞史地方面下功夫」(頁308),這就和俞大維所說發生矛盾了。從上下文看,作者大概是把 F. W. K. Müller 同另一位更著名的印度學家馬克斯˙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给搞混了。繆勒於 1883年入柏林大學學習神學和東方語言,獲得博士學位後進入新成立的柏林民俗學博物館工作。 1901年,他曾受普魯士文化部派遣遠赴中國、日本和朝鮮為民俗學博物館搜購古物。

繆勒在學術上的最大成就是釋讀了普魯士探險隊在中國新疆地區發現的若干種東方古文字,「吐火羅語」一詞也是他最早提出來的。孫次舟在其《匈奴出現中國邊塞的時代》(《西北通訊》第3期,1947年5月)一文「附記」中,曾提到陳寅恪引用過繆勒的一個觀點:「本文係拙著《匈奴種族研究》之一章,該文全部曾經陳寅恪先生看過。對匈奴非東方土著、係由西方東來者,陳先生曾提示意見曰:「德人 F. W. K. Müller 謂莫頓之名出於依蘭語,蓋火神之義。若其說果確,則亦匈奴與西方有關之一例證。」(轉引自《匈奴史論文選集》,頁532;「依蘭語」即古伊朗語)這段話似乎從未受到陳寅恪研究者的注意。

瓦爾德施密特的名字出現在陳寅恪《敦煌本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跋》一文中,寫作「林冶」,就是“Wald”(林)和“Schmidt”(冶人、冶工,即鐵匠)的對譯,可惜《發現》把「冶」字的兩點水給當成三點水,把「林冶」全部引成「林治」了(頁 312、313腳注1)。我十多年前從中國國家圖書館借閱過林冶的《說一切有部比丘尼戒本梵文殘片》(1926,這本書其實就是他的博士論文),現在還清楚地記得他曾感懈陳寅恪幫助他解釋了若干漢文佛教術語(好像是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中的條目)。

林冶和伊朗學家 Wolfgang Lentz(1900-1986)合作,於 1926 年將倫敦所藏敦煌卷子中的摩尼教漢文殘經《下部贊》的一部分校譯刊行(Die Stellung Jesu im Manichaeismus)。在1926年9月6日王國維致羅振玉的一封信中提到:「頃陳散原之幼子名寅恪者已至學校,此人學東方言語學,言歐洲學問界情形甚詳,言論敦(倫敦)有漢文摩尼教贊頌一卷,已印行,此卷甚有關係。」(《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658)陳寅恪向王國維提到的已印行的漢文摩尼教贊頌,應該就是指林冶和 Lentz 校譯的《下部贊》。

諾貝爾在1927年譯注過慧皎《高僧傳》裡的《鳩摩羅什傳》。學者陸揚注意到,在譯文序論的末尾,諾貝爾曾感謝陳寅恪「為他解決了材料釋讀和其他方面的許多難題」,於是認為「這似乎也是西方學術著作中最早提及陳寅恪的記錄」(參看陸揚的《解讀〈鳩摩羅什傳〉》,以及《發現》頁60)。但如上面已經說過的,比諾貝爾還要早一年,林冶已經在其正式出版的論著中提到陳寅恪。

《發現》的作者根據諾貝爾 1911年在柏林大學获得博士學位,而陳寅恪正好在1910年到1912年間在柏林大學游學,推測諾貝爾「估計是在1910-1911年間在閱讀漢文文獻時獲得寅恪的幫助」(頁112)。但諾貝爾學漢文的時間似乎較晚,與他後來學術興趣轉向北傳佛教有關,1911年前後關注的主要還是純粹的印度學問題,似無可能閱讀漢文文獻,更別說慧皎的《高僧傳》了。

還有件事值得提一下。在陳寅恪通過季羡林賣給北大東語系的那批東方學書刊中,有一本呂克特(Friedrich Rückert, 1788-1866;德國浪漫派詩人、東方學家)翻譯的 Die Hundert Strophen des Amaru(1925),是諾貝爾根據柏林國家圖書館所藏呂克特手稿整理出版的。據說此書前面有諾貝爾親筆所題「1925年11月26日於柏林」,不知道是不是他簽贈給陳寅恪的,希望北大方面能有人把這本書找出來研究一下。

在自己學習的過程裡,以及同這些德國師友的接觸和切磋中,陳寅恪對印度古代文化的特徵獲得了一些迥異於俗流的認識和體會。據徐志摩說:「陳寅恪君在海外常常大放厥詞,辩印度之為非東方的。」(《泰戈爾來華》)這一對印度人文化和心理所下的總判斷,現在看來還是非常有啟發性的。由此孩可以看出來,陳寅恪並不像《發現》作者想像的那樣對「印度人心理」這類問題「全不關心」(頁308)。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07/14/content_1894699.htm

這裡貼出的是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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