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日 星期三

李怡:香港來到最重要的歷史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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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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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論:香港來到最重要的歷史時刻

這幾天,如李碧華所言,香港人經歷了一次「後六四噩夢」,許多一向不問政治的人都說:他們熟悉的香港變陌生了。超級梁粉羅范椒芬也指警方的處理方法激發民憤,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哽咽說不忍心香港沉淪下去。執政團隊中人尚如此,其他有自由心智者可想而知。

香港為甚麼會變得陌生?港大學生會新一期《學苑》的「苑論」說:「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們都從焦躁不安的夢中醒來,四周如常,天空陰霾,卻發現每個人都變成一隻隻大得嚇人的蟲,只能在暗處等待死亡,如卡夫卡《變形記》般的絕望。」文章提醒我們幾個值得記憶或警惕的年份:1842,2047,1949,1984。「香港歷史寫到這裏看似快將完結,若一八四二年是香港的起點,二零四七年是否就是香港的盡頭?一個漁村小港演變成世界大都會,等着香港的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普通城市,東方之珠是否來到我們這一代就化為灰燼?」

帶來絕望的首先是1949。就在65年前的今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宣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經歷抗戰和國民黨貪腐政權時代的筆者,懷着對新中國的殷切期待,曾經那麼「愛國」,曾經相信中共建立的是一個「人民政權」,而其後的現實演變則告訴我們,所有被賦予「人民」稱號的事物,其實質含義都是「黨」。當一個希望升起又破滅之後來到八九年六四,那是中共建政40周年,民運中一首詩寫道:「我剛懂事時就愛上了你/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而昨夜的風/吹掉了你溫情的面紗/露出一張四十歲女人/奇形怪狀的臉。」

這張奇形怪狀的臉,繼承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專制主義政治傳統,加上傳承蘇共的一黨專政,使專權政治更趨極端。中國帝皇時代仍有諫官、史官,有知識分子批評時政的諫議道統,而皇帝作為天子也畏天。有熟讀二十四史的學者說,中國兩千多年的救災活動中,救水災、旱災、火災,惟獨不救地震災,因為這無法預防的災害被認為是上天對帝皇的「天譴」,皇帝因此會下「罪己詔」,並減輕賦稅,以利民生。但在中共專政之下,1957年反右滅了社會上批評時政的道統,1959年反右傾則滅掉了黨內諫議之聲,從此權力無邊無際,加上無神論哲學的不信神、不信天,最高權力不須「罪己」,故權力是全無制約的絕對,不僅「無法」更是「無天」。中共建立的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絕對的極權政體。

中共建政前各大城市的租界,給中國專權政治留下了言論自由的空間,保護和孕育了報業、作家和知識分子。而最大的租界香港,則發展了西方的文明,既支援中國大陸的民主力量,也庇護了避秦而來的百姓。1842年開始創設的香港文明社會,到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就開始了厄運。真是那麼巧,正正是英國作家奧威爾所預言的《1984》,它描述一個令人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權力為目標的極權主義社會,而1984遂成為對香港文明的詛咒。

香港人享受英國殖民者帶來的自由法治,對1984的警號沒有醒覺,以為不必抗爭就可以得到的權利,也可以在「五十年不變」的保證下延續。六四是一場噩夢,這噩夢喚醒香港人的,是要支援和爭取中國大陸實現民主,而期待可以由此恩賜給香港民主或自由法治的保障。回歸十多年的歷史,證明這只是一場春夢:中國的政改毫無寸進,走向民主哪怕只是小小一步也遙遠無期,而世界上最極端的專權體制則一步步滲透香港,在地下黨員掌大權後更全面擴展權力,使香港的文明體制瀕於崩潰。2014年8月31日,宣告中國特色的選舉制度以至專權政治將要正式登陸香港。它的象徵就是原定在今日的「國慶煙花」中出現23次的簡體字「中国人」。尊貴的香港人身份將被奴化的「中国人」取代。但香港人終於醒覺了,從年輕一代開始,決心丟掉所有對專制政權的幻想,不再相信一切對未來的承諾和善頌善禱的謊言,為保衞我們原有的自由法治和價值體系,香港人投入自主自立的抗爭。

會有出路嗎?會有成果嗎?這條自主之路崎嶇艱難嗎?不能考慮也毋須考慮了,因為這是文明對抗野蠻的必由之路,是走向自由而不甘於接受奴役之路。文明未必在2047年終結,它有可能提前到來,也有希望因抗爭而得救。不要被強權嚇倒,即使你害怕。1984帶給香港最壞的時代。2014的覺醒抗爭帶來最好的時代。香港人從認命,走向抗命,因為我們認清公民抗命是人權中的「反對權」。一如《學苑》所說:「香港來到最重要的歷史時刻了,香港不可以就此死亡。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年代。魯迅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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