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 Yifertw,
誠如你所言，西方學者在其「初期漢譯佛典研究」的專書或論文之中，十個作者有九位在其參考書目未列華人作品；列的那一位，華人作品寥若晨星，通常是少於其參考書目 5%。在此情況之下，常有外國教授(含日本教授)對古代漢譯佛典(特別是後漢、三國、西晉時期的譯經)瘋言瘋語，(如有一位主張「今本《增一阿含》與今本《中阿含》同為僧伽提婆所譯。又有一位主張「晉朝道安法師修改了《增一阿含》而成為今本樣式」)，而漢語佛學界對此等言論則以「老僧不聞不問為上乘」，緘默、迴避。
大抵西方學者的專著有三個重大弊病，一是「讀一經即治一經」，並未廣讀其他相關作品。例如，治《分別功德論》則僅讀此《論》與《增一阿含》，並未細讀梁《高僧傳》及四阿含；又如治《法句經》則僅讀此經，並未細讀《出曜經》、《法句譬喻經》及《法集要頌經》。其實，此一現象正是兩岸以「佛學研究」作課目的研究生的普遍現象。
二是，作者對「兩漢魏晉古文」及「漢譯佛典用語」上齟齬不通，勉強作出猜測，雖大膽假設，卻無能力進行「小心求證」，這樣的結論當然不通。
三是，著書立說不知「校勘」。
但是，西方學者精於 Indic languages，善於運用梵、巴、犍陀羅、藏語原典寫本，熟諳出土資料，華語學界則絕大多數在此如盲如聾，又足不出戶，難免「閉門造車」之嫌。如何取其長、棄其短，才是主要的議題。
法友 201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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